最佳答案一、 新中俄关系的基本走向及其特点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基本原则，表示愿意继续履行与苏联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同时也希望有关国家也能履行这些义务。话虽然是这样说，中国实际上对苏联解体、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及新俄罗斯诞生初期全面倒向西方的言行实际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至于俄罗斯，国内外学者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在1992年它实行了政治、经济和外交全方位倒向西方的政策。为了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摆脱国内危机，俄罗斯全面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外交上交往几乎全部集中在西方大国身上，在国际事务中也盲目追随它们，与时同时并不是很看重甚至有些轻视同远在东方的中国的关系。作为当时的回报，英国、法国分别对俄罗斯许诺提供2．8亿英镑和50亿法郎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支持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一揽子计划成盖达尔政府达成了协议，而最令俄国人兴奋的是美国答应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所以，与叶利钦接连访问西欧、北美的轰轰烈烈场面相比，与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签署了一项又一项的“友好宣言”、“合作声明”相比，李鹏总理与叶利钦1992年1月底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上半小时会晤实在算不了什么。中俄两国关系则一度处于冷漠甚至停滞的状态。
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许诺是甜蜜的，期待却是焦急的，失望更是痛苦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2月1日发布的简报，1992年俄罗斯获得的西方财政援助共150亿美元，其中125亿是由西方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10亿美元，而西方政府给予的援助只有15亿美元。这点钱对于偌大个而且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实在是杯水车薪，很难起到什么作用。面对着慢条斯理的西方“情侣”，渴望尽快得到援助的俄罗斯先是心急如焚，继而开始失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出现的转机。1992年底，叶利钦以俄罗斯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访问期间，叶利钦总统与杨尚昆主席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原本比较冷漠的中俄双方也因此“互视为友好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家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同时两国政府官员还签署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文件24项。中俄关系也随着叶利钦这次访华上了第一个新台阶，199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总额近78亿美元，是两国贸易史上的最高记录。
1994年北约吹响了向东扩展的号角，其目标一部分是属于前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另一部分就是前苏联的一些地区。这样一来，俄罗斯不仅经济上没有从西方得到所期待的好处，而且在军事上又面临着西方的“挤压”。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进一步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原来全都朝西的俄罗斯双头鹰有一个头转向了东方。这便是所谓“双头鹰”的新外交战略，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由热变冷，即由同盟变为“成熟的战略伙伴”，而同中国的关系由冷转热，即由“友好国家”升级为“建设性的伙伴”。就后者而言，先是在1月，叶利钦让来华访问的外长科济列夫将一封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在这封信中，叶利钦建议中俄两国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接着，俄罗斯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于5月来华正式访问，钱其琛外长于6月访问俄罗斯并向叶利钦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确立中俄之间“建设性伙伴关系”建议的积极回应。在这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一系列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协议。正是在中俄关系不断升温的的基础之上，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正式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不仅正式宣布两国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还从政治关系、经贸和科技关系、军事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规定了中俄两国应当积极采取的步骤。中俄关系又上了第二个新台阶。
随着北约东扩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俄两国也越走越近。1996年4月，叶利钦第一次出访就到了中国。在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两国首脑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定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建设性伙伴关系”相比，“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起点更高并以双方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而大大提高了两国合作的水平。正因如此，两国不仅决定保持各种级别、各个渠道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建立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协定，比如《关于在能源、和平利用核能和和平开发宇宙领域合作的协定》、《关于在核安全领域合作的协定》等等。同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1月中旬，中俄共同开发勘界后将划归对方的一些地段的第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12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俄罗斯进行了工作访问。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俄两国落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这是中俄关系的第三个新台阶。
1997年，除了两国总理、外长的会晤将定期磋商机制确立下来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两国领导人实现的互访。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并与叶利钦总统举行了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首次首脑峰会。1997年11月中旬，叶利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正式访问，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中俄两国元首第五次最高级会晤并共同签署了第五个《中俄联合声明》。作为对1992年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总结，这个声明指出：“国与国结成针对第三国的联盟和战略联合的时代已经过去，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并在相互尊重、平等、有益于各方及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这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中俄关系的“热度”也达到了项点。刚开始轰炸的时候，尽管中俄两国都反对北约的做法，俄罗斯是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不仅冻结了与西方的各方面的关系，而且派了几艘船只驶往亚的里亚海；相比之下，中国的反应并不算激烈，没有中断与西方的任何往来。然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之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一边。叶利钦不仅亲自打热线电话给江泽民主席，而且还派特使切尔诺梅尔金来到北京。中俄关系急剧升温。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同时对北约的暴行进行严厉的谴责，俄罗斯的这些做法百分之百是值得赞赏的，也充分地反映出中俄两国的良好关系。不过，在这种热情的背后，俄罗斯似乎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希望在同西方的对抗中由中国能充当“先锋”。
总之，从相互之间比较冷漠到“互视为友好国家”，再到“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最后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近10年新中俄关系的基本走向。粗粗地观察一下新中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也不难发现中俄关系的正向发展往往是俄罗斯或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反向发展相吻合的。后者走得越远，前者离得就越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新中俄关系带有某种被动性。
二、 三角关系与中俄两国的西方“情结”
如果把对西方共同的“恨”是中俄的主要“粘合剂”的话，那么，两国各自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情结”，又便得它们与西方的“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合”都会有一定的限度。近些年来，两国关系尽管“炒”得比较热，可实质性的进展似乎并不太大。所以，对中俄关系要现实地考虑，不能过于理想化了。
首先，观察中俄关系不能单单从俄罗斯角度，还要从中国的角度，更要从世界的角度。中俄两国之间这种红红火火、不断升温的交往实际也是中俄美、中俄日、中俄西欧等大国三角关系的组成部分。就第一个三角关系而言，1997年，在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叶利钦3月前往赫尔辛基会晤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江泽民主席在访问俄罗斯半年之后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第二个三角关系方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1月便装来到俄罗斯与叶利钦进行了“私人会晤”；中国总理李鹏于同月访问了日本，后又于1998年2月访问俄罗斯。在第三个三角关系方面，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首脑来往频繁，希拉克、普罗迪、赫尔佐克、布莱尔相继访问俄罗斯。叶利钦不仅三次与希拉克会晤，而且在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上还提出确立俄、法、德三国首脑定期会晤、共商欧洲事务的建议。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签署的《伙伴合作协定》也于12月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也纷纷访华，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5月访问了德国、希腊和葡萄牙。1998年2月主管外贸的副总理李岚清访问比利时、丹麦和欧盟，李鹏总理访问卢森堡和荷兰。
在林林总总的这些双边会晤或交往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取得了“重大的”或“突破性的”。从实际情况看，这也并不是浮夸。江泽民主席访美、中俄两国首脑互访、李鹏总理访日的成果自不必说，美俄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在裁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俄日首脑会晤不仅使相互关系转暖，而且在加强两国安全合作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俄罗斯与西欧之间除了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之外，甚至还出现了“联合抗美”的迹向。不难看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非常重视与各大国的等距离外交。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调整和发展的结果，就是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的出现，充分地说明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对华关系放在其外交政策极为重要的位置，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想改善俄罗斯由于北约东扩而处的不利的外交环境，拓宽外交空间，加重与西欧、北美打交道的筹码。中国则是一直接保持着全方位、等距离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还确立了同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同英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法国的“全面伙伴关系”等等。这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多极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还要从俄罗斯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们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
角度来观察中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对于中俄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恰恰在这方面，中俄两国之间的互促性不大，互补性则在低层次上，而对西方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吸收西方的资金上甚至还有一定的竞争性。
俄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处理外债上面。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出现好转的迹象，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工业生产增长近8%，消费品增长更是高达两位数，财政预算收入好于预计，退休金能及时发放等等。尽管如此，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还是不容过于乐观，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外债的压力。目前俄罗斯共有外债1550亿美元，其中苏联时期的外债约1050亿，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新借外债约为500亿。到1999年底，已有175亿美元外债到期，当年俄罗斯偿还了95亿，其中83亿用于偿还俄罗斯的债务，12亿用于偿还苏联的旧债务。巨额的外债问题不得到妥善的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就很难步入快车道。
然而，解铃还得系铃人，俄罗斯外债压力的最终绥解还得指望西方。就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单纯靠一点一点地偿还，是不可能解决外债问题的。不仅如此，它自己的经济发展还指望外部资金注入。如，俄罗斯2000年210亿美元的预算支出中，大约近1/3要靠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再如，俄罗斯要实现政治正常、稳定的发展，每年至少要吸收1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又怎么能拿出更多的美元还债呢！只好想别的着。今年2月，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卡西亚诺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与伦敦俱乐部就苏联时期的债务问题达成了协议。在苏联时期1050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18亿美元的债权属于七大国的。就这部分债务，协议规定，减免36．5%，余下部分转变为俄联邦的欧洲证券，分30年还清。今年秋天，俄罗斯还要与巴黎俱乐部进行谈判，不仅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还想寻求更多的贷款。卡西亚诺夫善于就外债问题与西方打交道，这至少是普京提名他当政府总理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利用外资上面。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3000亿美元。外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单就经济发展而言，对外经贸部刘向东副部长认为，外商投入2500亿人民币，牵动中国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
远的不说，仅就1997～1999年而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453、455和404亿美元。折算一下，这三年差不多一半的经济增长率是由外资牵动的。这足以说明外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外资90%左右来自东方的国家和地区，如港澳台、东南亚和日本。进入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也逐渐增多。还以1997～1999年为例，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分别为13.77、38.98、42.1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6.68%、8.57%、10.47%；欧盟对华实际直接投资分别为15.4、39.8、44.79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7.47%、8.75%、11.11%。
不管是来自何处的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港澳台地区的资金
还可以起到加强两岸四地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祖国的统一。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深，所需外资的数额将是巨大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中国大陆每年仅在发电、公路、电信网和其它公共工程方面就要投资750亿美元，其中的四分之一要利用外资。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单从数量说，实力有限的亚洲新兴工业和地区也是无法满足中国大陆对外资的需求。另外，西方国家对华投资多半是战略产业导向型，即着眼于全球竞争能力，比较注重技术进步，注重开发与占领中国市场以取得长远利益的战略目标。客观地讲，资金技术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更能满足中国大陆在更高层次上利用外资的需求。跨国公司进入的方式或许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总地说来，有利于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有利快速形成我国自己的联结国内外市场的国际经济中心。近两年来，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200多家落户中国大陆，其中名列前100位的就有一半以上。许多著名跨国公司竞相将地区总部甚至总部迁往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这三地吸收的外资70％以上来自跨国公司。
当然，经济绝不是影响外交行为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对处于经济转轨、起飞特定时期的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影响它们外交的重要因素。在不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前提下，中俄两国都想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以便从西方那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这样做也都是合乎情理的。需要指出的只是，这在客观上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一种反向作用。所谓的对中俄关系过于理想化了，道理就在于此。
三、 非均衡发展的新中俄关系前景
但是，不论怎样说，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俄之间应当而且也能够保持一种良
好的和平与合作的关系，这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都非常重要。
中俄是欧亚相毗邻的最大国家，边界线长达4300多公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当然这种“密切”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却是有所不同，1689～1916年是两个封建王朝之间的交往，1917～1948年是苏联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交往，1949～1991年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1992年以后便是本文所谓的新中俄关系。纵观300多年两国交往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俄若能够平等、和睦相处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其中对中国尤其具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只要翻一翻中俄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或者中国近代史，对此就一点也不难理解。如今，中俄两国都致力于自己国内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与邻国有一个稳定的、友好的与合作的关系。推而广之，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全世界，也需要一个安定与安全的环境，中俄两国若能保持良好与合作的双边关系，对于维护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是有好处的。
在承认这个基本前提之下，还必须看到新中俄关系发展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横向交往与合作的程度不同，二是两国关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发展趋势上会有起伏。
先看第一方面。
新中俄关系中最凸出的部分无疑在政治方面。本文第一部分讲的新中俄关系的走向、世人所观察到的中俄关系中的“热”，都是从政治关系上说的。确实，在国际政治舞台，中俄两国的共同语言非常之多。过去在伊拉克、科索沃等问题上表现出的高度一致姑且不论，就是在目前甚至未来，面对着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扩大北约集团、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鼓吹新干涉主义以及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中俄两国也是紧密站在一起的，因为美国的这些做法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和平与安全，也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一方面美国依仗着超强的经济实力不会放弃称霸世界的企图，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绝不会屈服于美国，所以，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这种联袂还会加强。
相比之下，中俄之间的经济关系却是低温的。以对外贸易为例，1998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为54.8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8.4亿美元，进口为36.4亿美元，分别比1997年下降了10.5%、9.7%和10.9%；1999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为57.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4.4%，其中出口14.97亿美元，下降18.6%，进口42.22亿美元，增长16%。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分别是549.36亿美元和614.26亿美元，超过中俄贸易总额的10倍以上。
中俄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总量也十分有限，不过几千万美元的水平。总的看来，两国的贸易水平与它们的大国关系是不相称的，与它们的政治关系更不相称。从发展角度看，两国有望在能源、机械制造、航天、木材加工等领域展开合作，贸易往来也会有增长。但是，这种不相适应的格局短期内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两国的军事关系近几年来也很引人注目，主要表现在俄罗斯对华的武器出售上。目前中国比较先进的飞机、军舰以及防空导弹方面与俄罗斯有着比较大的联系。由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利益，再加上俄罗斯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还可能向前进一步发展。不过，究竟能走多远，却不容过于乐观。因为出售武器毕竟不是卖一般的商品，各方面的制约因素比较多，尤其是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所以数量上和质量上是有“度”的。
政治“热”、经济“冷”和军事“温”这种非均衡状况，在普京执政时代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再看第二方面。
在叶利钦执政年代，中俄关系的纵向发展是由“冷”到“热”，虽然也不属于均衡发展，却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今后的中俄关系中还会持续下去吗？中国无疑希望中俄关系能够朝着友好与合作都能得到加强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一直致力于此。普京由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也会延续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中俄关系的“热度”恐怕不会再进一步“上升”，相反很可能由“热”到“温”。对此，有这样几个因素值得注意：
其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西倾性”在普京执政以后会越来越强烈。在欧洲大陆，可与法兰西、德意志相提并论的大国就是俄罗斯。然而，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处在东西方的交界线上，俄罗斯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即东方国家将它视为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却将它视为东方国家。但从地缘、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东方面前，俄罗斯更倾向自己的西方“出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高层领导人，多半为战后出生的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因此，他们会更注重俄罗斯内政外交与西方的联系，把与西方的交往放在首位。这一点在普京任代总统期间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甚至他自己对此也不回避。无论是国内社会的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对外政策的重点方面，普京都把俄罗斯定位在“西方的欧洲”上。
其二，中国人的“苏联情结”和俄罗斯人的“中国情结”都进入了“终曲”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而60～70年代则“反目”时期，80年代又是两国关系恢复时期。不论是哪个时期，好也罢，坏也罢，彼此都在对方心目中“重千钧”，形成了一种“苏联情结”或“中国情结”。经过半个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怀有这些情结的人越来越少，不仅不再是主流，而且在淡出历史舞台。比如现在的中国，与50年代轰轰烈烈地“全民学俄语”的壮观景象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现在是“全民学英语”，年轻的大学生成了“寄托”（对考GRE和TOFEL学生的戏称）的一代。骂归骂，恨归恨，中国人不会将留学在美国孩子叫回来送到俄罗斯去或将存在银行中的美元取出换成卢布，俄罗斯人也不会将留学在美国的孩子叫回来送到中国来或将存在银行中的美元出换成人民币。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姑且不论，可是，它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
其三，与上一条相联系，在信息化时代，中俄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也呈“弱化”态势，而对西方的了解则呈“强化”态势，即通晓欧美的人多，知道俄罗斯的人少，了解中国的人少。对此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仅就因特网而言，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都是欧美的英文网站。无论中文网站还是俄文网站，实际上都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在信息高速传播时代，中俄两国人民却不太容易通过最快捷的多媒体手段相互沟通。
当然，新中俄关系由“热”变“温”也未必就是坏事，关键能正常、健康地发展，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能起到有助、维护和促进作用，这才是最主要的。
综全文所述，我认为，新中俄关系不仅总体发展是良好的，而且也在逐步走向成熟。至于说各种影响因素和非均衡的发展，如果把它们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这种大背景中考虑，都在正常的范围之中，或许可以说它们正是中俄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问题在于怎么能正确地认识它们，怎么能使有助于中俄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及其产生的正面效应最大化，同时使不利于中俄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小化。对中国来说，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