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方学习比向西方学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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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的第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派留学生赴日留学,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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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列举了留学日本的五大好处:路费少,调查方便,人物通俗易懂,风俗相似,最重要的是西学经过日本人的整理,融入了东方思维,更适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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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13名公费留学生开始,到1899年已有200多名。20世纪初,大批自费留学生东去。
1904年日本打赢了“中俄战争”,让日本人刮目相看。1905年至1906年,留学人数达到高潮,激增七八千人。许多富裕家庭的孩子自费去了日本。到1911年清廷被推翻的时候,还有三四千学生,十年时间,在读学生就有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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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留学生都是标准的“80后”、“90后”,因为他们出生于80、90年代。
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对现代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与洋务运动那一代只学“硬实力”不同,新一代留日青年更看重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新闻、医学等“软实力”。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花钱买枪买船就行了。
软实力是无形的。文化、制度、价值观看似无用,实则有用。他们能产生无穷的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核心。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清廷就有人提出“软实力”,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
早在洋务运动开始时,郭嵩焘就写过《海防篇》一文,认为西方之所以繁荣,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其整体的政治、文化、经济实力。
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的“最后一技之长”,恐怕是无法成功的(“如果是为了自强不息,自我压抑可能就够了”)。只有发展了商业经济,打好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才会改变(“先向商人学习,从而建立起用西的基础”)。这个观点一针见血,但当时并不被理解。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可能也没有真正理解它。
郭嵩焘当年游历欧洲,盛赞西方民主制度、现代教育和科学。他说不仅中国有三千年的文明,西方国家也有三千年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应该借鉴。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声讨,无论是守旧派还是洋务派都无法接受。郭松涛接连遭到唾骂。
洋务派洋务派
20年后,当人们回忆起郭嵩焘时,觉得他是对的,但已经来不及了。中国曾率先进行了二十年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又一次输在了起跑线上。
很难等到戊戌变法。当康、梁摇旗呐喊时,人们看到了希望,却发现是“戊戌变法”,又失去了机会。
硬实力的丰富必然需要软实力的匹配;下层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制度的适应。
如果你不继续改革,革命就会来找你。
人们对改革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改革者”转向了“革命党”。
革命党革命政党
比如蔡元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主张和平改革。后来对清政府失去信心,加入了一个暗杀组织,想要暴力革命。
汪精卫也是秀才,最后参与了刺杀摄政王。
十余年来,清政府以培养人才为目的,派遣大量学生赴日留学。而这些19世纪的“80后”、“90后”在日本受到启蒙,最后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辛亥革命爆发,不少“革命党”都有留日背景:同盟会领袖黄兴、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都是早期留日学生。
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成员90%以上是留日学生。
旧体制吸收不了新生力量,一批批曾经的“爱国青年”变成了“造反派”,不能不说是清政府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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