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方学习比向西方学习更好。”
甲午战败后的第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派留学生赴日留学，得到批准。
张之洞列举了留学日本的五大好处:路费少，调查方便，人物通俗易懂，风俗相似，最重要的是西学经过日本人的整理，融入了东方思维，更适合中国国情。
从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13名公费留学生开始，到1899年已有200多名。20世纪初，大批自费留学生东去。
1904年日本打赢了“中俄战争”，让日本人刮目相看。1905年至1906年，留学人数达到高潮，激增七八千人。许多富裕家庭的孩子自费去了日本。到1911年清廷被推翻的时候，还有三四千学生，十年时间，在读学生就有几万人。
留学日本日本留学
这些留学生都是标准的“80后”、“90后”，因为他们出生于80、90年代。
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对现代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与洋务运动那一代只学“硬实力”不同，新一代留日青年更看重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新闻、医学等“软实力”。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花钱买枪买船就行了。
软实力是无形的。文化、制度、价值观看似无用，实则有用。他们能产生无穷的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核心。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清廷就有人提出“软实力”，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
早在洋务运动开始时，郭嵩焘就写过《海防篇》一文，认为西方之所以繁荣，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其整体的政治、文化、经济实力。
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的“最后一技之长”，恐怕是无法成功的(“如果是为了自强不息，自我压抑可能就够了”)。只有发展了商业经济，打好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才会改变(“先向商人学习，从而建立起用西的基础”)。这个观点一针见血，但当时并不被理解。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可能也没有真正理解它。
郭嵩焘当年游历欧洲，盛赞西方民主制度、现代教育和科学。他说不仅中国有三千年的文明，西方国家也有三千年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应该借鉴。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声讨，无论是守旧派还是洋务派都无法接受。郭松涛接连遭到唾骂。
洋务派洋务派
20年后，当人们回忆起郭嵩焘时，觉得他是对的，但已经来不及了。中国曾率先进行了二十年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又一次输在了起跑线上。
很难等到戊戌变法。当康、梁摇旗呐喊时，人们看到了希望，却发现是“戊戌变法”，又失去了机会。
硬实力的丰富必然需要软实力的匹配；下层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制度的适应。
如果你不继续改革，革命就会来找你。
人们对改革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改革者”转向了“革命党”。
革命党革命政党
比如蔡元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主张和平改革。后来对清政府失去信心，加入了一个暗杀组织，想要暴力革命。
汪精卫也是秀才，最后参与了刺杀摄政王。
十余年来，清政府以培养人才为目的，派遣大量学生赴日留学。而这些19世纪的“80后”、“90后”在日本受到启蒙，最后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辛亥革命爆发，不少“革命党”都有留日背景:同盟会领袖黄兴、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都是早期留日学生。
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成员90%以上是留日学生。
旧体制吸收不了新生力量，一批批曾经的“爱国青年”变成了“造反派”，不能不说是清政府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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