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花上500欧元，顶多不超过1000欧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时内弄到一把武器。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里持枪是非法的，而比利时更像个美国大城市。
来自布鲁塞尔的民众周三在莫伦比克的商业中心集合，呼吁加强团结和悼念遇害者。
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同时被誉为“欧洲首都”，这里云集着欧盟总部、北约总部等区域核心机构。如今，这个盛产巧克力和咖啡的国家被贴上了“欧洲恐怖主义温床”的新标签，最近几年发生在欧洲的系列恐怖袭击案都与这个国家扯上了关系。
尽管比利时人口为1100万，但据伦敦国王学院激进主义和政治暴力问题研究中心披露，该国赴叙利亚或伊拉克支持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志愿者超过500人，所占比例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高的。而在这500人中，至少有五分之一是以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Molenbeek-Saint-Jean)为据点。
巴黎暴恐袭击事件的主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Abdelhamid Abaaoud），就来自莫伦贝克区，父母是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移民。他已于18日在巴黎郊区的圣丹尼斯被法国警方击毙。
著名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往西步行30分钟就到了莫伦贝克。这里到处是涂鸦、空置的厂房、清真肉铺、摊位、偏僻巷道里的清真寺，与首都其他行政区形成鲜明对比。
在地理上，比利时地处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与德国、卢森堡、荷兰以及法国相临，交通条件极为便利，有利于被极端分子当作大本营。11月13日巴黎袭击案的重要通缉犯Salah Abdeslam在次日凌晨乘私人汽车从法国出境时被警察拦住，但随后居然被放行。《申根协定》26个国家边境管控的宽松程度可见一斑。
在莫伦贝克的餐厅老板Derdabi Nabil并不同意“比利时是欧洲圣战者天堂”的说法。他的常客来自30个不同国家，他们相处得都很好。
但看似宁静安逸的日常生活下却酝酿着恐惧和暴力。比利时智库Itinera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比拉·本叶奇（Bilal Benyaich）说：“这里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很少去繁华的布鲁塞尔市中心，而是待在网络聊天室里，与外界的激进组织保持着联系。”
在这个人口只有9万人的行政区，部分社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达到80%，主要为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据布鲁塞尔统计分析局（Brussels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Analysis）公布的数据，这里的失业率高达30%，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37%，是全国水平的3倍。
“第二三代移民没有机会享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毫无国家认同感。”来自布鲁塞尔的情报专家Claude Moniquet说。糟糕的社会和经济前景，以及歧视现象，都容易迫使青年人走上激进化的道路。
布鲁塞尔联邦警察局的高级官员Alain Grignard介绍到，典型的莫伦贝克区圣战者20岁出头，多数犯有前科，“他们从叙利亚回来后就已不再害怕死亡，要把叙利亚战场上的经验运用到欧洲大陆上”。这些人在街头枪战方面甚至比正规武装警察的经验还丰富。
按比利时内政大臣Jan Jambon的说法，比利时高度分权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莫伦贝克成为治安盲点。人口约180万的布鲁塞尔划分为19个行政区，有6个警察局。相比之下，拥有1100万人口的纽约总共只有1个警察局。
这里种族繁多，布鲁塞尔警察办案要跨越几个部门和语言障碍，要获得警情反馈非常困难，居民发现了异常情况一般就不会报警。
“比利时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松散的政府结构给了恐怖分子可乘之机，”荷兰莱顿大学恐怖主义和反恐研究中心的教授Edwin Bakker说，“调查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很不顺畅。”
2014年5月，法国籍恐怖分子Mehdi Nemmouche在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博物馆里开火，杀害了4人，警察当时被诟病在情报汇报上迟缓，致使这名凶手成功逃脱。Mehdi Nemmouche当时就藏匿在莫伦贝克。
比利时警方在搜捕巴黎袭击案的涉案极端分子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比利时的荷兰语区和法语区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政局不稳。比利时原本军工业发达，而社会和政治上的长期对立给莫伦贝克区的军火黑市繁荣提供了条件。据比拉·本叶奇透露，“只要花上500欧元，顶多不超过1000欧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时内弄到一把武器”。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里持枪是非法的，而比利时更像个美国大城市。
事实上，枪支是比利时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自从2006年政府开始管控枪支至今，有30余万枪支的下落不被政府所掌握。这个国家有限而分散的执法力量也让武器走私更为猖獗。
由于有了《申根协定》的存在，整个申根区域内的4亿居民以及无数的外国游客、商人得以在签约国内自由出入，欧盟国家享受了开放边境带来的贸易繁荣，但也让遏制枪支交易变得更加困难。有鉴于此，欧盟内政部长们将于近期举行紧急会议，重新讨论长期以来困扰他们的军火走私和边境安全问题。
申根国家示意图
比利时联邦议院的反对派成员George Dallemagne认为，布鲁塞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土壤形成于1970年代。当时资源匮乏的比利时为了交好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传教士营建了清真寺，引进新移民，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教义者——萨拉菲派圣战士（Salafist jihadist）。到20世纪末期，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逐渐移民到比利时。
这小部分移民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国网络，参与遍布欧洲的袭击行动。2001年纽约“9·11”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开始成为欧洲恐怖活动的策源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为欧洲的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这段时期，莫伦贝克区也不断受到强烈的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影响。
比拉·本叶奇强调，极端分子只是占比利时穆斯林群体很小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也提出警告，立法者应该尽快在可控的当下出台全面的策略解决激进化的问题。这要求社会服务、教育以及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甚至外交政策的全面协作。他说，“如果一再拖延，加上中东的情况恶化，状况更不可控制”。
比利时的治安已经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担忧，甚至邻国官员把比利时称为“边境上失败的国家”。按照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的说法，在巴黎系列袭击事件过后，“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加强合作和分享情报变得极为迫切”。也许，比利时更需要对内政到外交等各个层面进行反思，马上掀开一个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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