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泰坦尼克号》都哭得稀里哗啦，整部影片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Take my name as your first name” 以我之姓，冠你之名，这在内地显然实现不了，最多就是把你加进我的户口本里，但是在香港这种现象很常见，尤其在香港商界女性之中。
在我们印象中，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其姓名很多都是四个字的，比如回归后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世界卫生组织首任华人总干事陈冯富珍、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首任特首夫人董赵洪娉、第二任特首夫人曾笑鲍薇、第三任特首夫人梁唐青仪，以及首富李嘉诚的妻子李庄月明、曾任新鸿基地产主席的郭邝肖卿、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邵方逸华等。
她们都是冠夫姓，即在结婚之后，在自己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氏。相比之下，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女明星，以及广大普通市民，在结婚后极少有这一情况。
政商界女士不少冠夫姓，其原因耐人寻味。
冠夫姓古今中外皆有之，但香港比较特别学术界普遍认为，冠夫姓是夫权婚姻的产物。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常见的现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以“夫姓+父姓+氏”进行组合。中国宋代以后直到民国初年，在户籍文书、族谱宗谱、完粮纪录等正式纪录中，对已婚妇女通常采取双冠姓。比如说，姓张的男士娶了姓王的女人，在正式公文里、或写进族谱里她就成了“张王氏”
第二类是以“夫姓+自己的名”进行组合，亦称从夫姓，这在西方社会较多。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原名希拉里，在与比尔·克林顿结婚之后，将丈夫的姓作为自己的姓。
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后来再次结婚，干脆把两任丈夫的姓氏都加在自己的名字里，成了肯尼迪·欧纳西斯·杰奎琳。德国总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默克尔”其实是前夫的姓，但她再婚后依然保留前夫的姓氏。
于是乎，她的现任丈夫乔基姆·绍尔，偶尔被人错称为“默克尔先生”，那场面想想还是挺尴尬的。
第三类就是保留自己的姓氏，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即明确：“夫妻有各自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其后，这一原则在历次法律修改中都被传承下来，新中国的女性从此再也不用因为结婚而改名，拥有了永远独立的名字。
而在香港、台湾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实行第四种组合方式，即以“夫姓+自己姓名”进行组合。如林郑月娥，婚前叫郑月娥，在嫁给林兆波博士之后，改为林郑月娥。她曾在职业发展一帆风顺之际，为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主动申请降职调往伦敦；她参选特首，也反复强调“一定要丈夫同意才选”——与她传统范的姓名类似，她也努力在生活中担当起一个传统母亲、传统妻子的角色。
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冠夫姓的比例高于其他行业的女性，主要是因为香港中西荟萃、古今交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一是民国法律的影响。
香港在1971年前，针对中国人没有专门的婚姻条例，是按照《大清律例》、中国传统习俗、英国法律制度等，对婚姻共同作出规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首次对“冠夫姓”作出规范：“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立者，不在此限。”1933年和1944年，内政部先后修正公布《更名改姓及冠姓规则》。这种“新式婚姻”很快就流传到香港，在中国人中间流行起来。据港府统计，这种婚姻方式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60年期间。
其二是英国习惯法的影响。
姓名权是夫妻人身关系的重要内容。对此，香港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而是沿用了英国的习惯法。
英文中的姓叫“Family name”，即家庭姓氏。对于传统的英国人来说，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用统一的姓氏，当然一般都是使用丈夫的姓氏。受此影响，香港女性婚后应当改用夫姓，或者在本姓之前冠以夫姓。在丈夫去世之后，其遗孀依然可以继续使用夫姓。但对男性来说，即使女方家庭背景再显赫，一般也不得改为妻子的姓氏。
其三是英国政务系统的压力。
在殖民统治时期，对传统而保守的英国高官来说，一旦有女性公务员婚后不冠夫姓，会被看作是夫妻感情出现问题的表征，也容易让人搞糊涂怎么称呼才好。
据香港学者研究，不从夫姓或冠夫姓的女公务员，其永远长俸雇佣条款，就会转为临时性质。于是，从政的女性为了赢得认同、获得升迁，也为了自己的养老金，纷纷冠起了夫姓，也算是主动“昭告天下”自己已婚身份。她们的英文称谓，则是“丈夫的姓+太太”。
其四则是对男性家庭威权的巩固。特别是那些名门望族、商富巨贾来说，让配偶冠上自己的姓，就像是给他们身上贴上了“专属于我”的标签，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容易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而对于普罗大众，既不从政当官，也不身价显赫，承载的外界压力相对较小，自然很少有女性婚后改姓的。此外，还有那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女星，可以说“自己就是豪门”，当然也甚少在婚后改姓，担心因改姓带来粉丝的流失。
香港冠夫姓的习俗还有这么多得原因，可不仅仅是为了浪漫哦。好了，这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香港女性姓氏为何都随夫家？全部内容，希望大家看完这篇由小编精心收集的内容后，能解决你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