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京大学的顾昕教授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福利国家建设应该与否是伪问题，如何建设才是真问题”。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把问题说到了点子上。既然福利制度的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为啥在中国却阻力重重？顾昕教授发现，凡涉及到“福利国家”之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不管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不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新旧国家主义，都会突然变脸，一下子变成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同道，诸如“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陷阱论”、“福利国家危机论”等就会大行其道。其问题直接指向那些中国的政治精英对福利国家所持的消极否认的态度。
在精英们的忽悠下，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被蒙在鼓里，虽然大家都盼望着政府改革和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福利制度，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福利国家”就是高福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谈福利国家为时过早。这就提出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什么时候建立福利国家就不“过早”了？纵观世界上主要福利国家的历史，其福利制度的起步阶段几乎都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20世纪初期至中期，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才有了所谓高福利国家，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来看，比那些福利国家的起步阶段高多了，因此，建立福利国家不是为时过早的问题，恐怕是为时过晚的遗憾了。
-
既然建立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建立了福利制度，有的国家却没走上这条路？没走上这条路的原因恐怕很多，但凡是走上这条路的，大致可以归纳出两个因素，一是经济的增长、二是政治稳定的需要。就拿“高福利”国家的翘楚瑞典来说，当初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也是逃脱不了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
说到这里，还得多说两句，一提到瑞典，人们立即想到其福利制度的建立是由于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化”（culture of consensus）（Svensson, Måns; Urinboyev, Rustamjon; Åström, Karsten，2012）。一些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和平的景象：在瑞典迈向现代国家的早期，既没有国内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阶级反抗斗争。非暴力的理念、共识的精神、妥协的意愿形成了“共识文化”，促使福利国家的诞生既自然又和平。瑞典简直被描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瑞典
瑞典存在一种文化共识这点不假，但如何达成共识文化是瑞典至今仍在面对的问题。而且，瑞典是否在迈向现代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就那么顺？就没有经历过社会剧烈的动荡与阵痛？近来，瑞典本国的学者也不断对此打了问号。因此，简单回顾一下瑞典的近现代史历史，看看瑞典福利国家的“发生学”，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瑞典为什么会走上福利国家这条路，也会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建设福利制度”这个真问题。
直到19世纪末，瑞典还是个农业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农、林、渔业。瑞典是欧洲当时的最穷国之一。1867-68年，瑞典农业歉收，在史上被称为“死亡之年”（Olofsson, 2009）。饥饿贫穷引起了移民美国的浪潮，到20世纪初，四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口移民北美，电影《冰海沉船》底仓里的乘客十有八九都是移民美国的瑞典穷人。贫困引发了移民高潮，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困、不平等等经济、社会问题。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建立《济贫法》，救助那些失业、残疾和贫困的老年人。
此时，瑞典正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矛盾带来了各种激进的群众运动。在19世纪末，尽管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斗争不多，但各地的小规模的斗争却广泛发展，各种社会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到处涌现，为其后的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埋下伏笔。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运动是19世纪70年代在瑞典南部发生的图伯格运动(Tullberg Movement)。这场运动以农村无地贫民和租地农民争取土地权利为主，斗争的目标指向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虽然斗争的起始是以笔为武器，由律师图伯格（Tullberg）进行要求土地权的法律诉讼，但在斗争过程中，暴力也不断出现。当这些无地的贫民回到自己的田地进行耕种和收获的时候，他们不断遭到驱赶、镇压和逮捕，开枪、纵火也时有发生。后来运动扩张到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们向国王、议会情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减租、停止大规模的驱赶并解救贫困。最后，这场历时一年多，有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在1869年以失败而告终（Olofsson, 2009）。但运动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制度的批评和反抗，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伸张，迫使政府要建立有效的福利制度，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1880年之后，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工人斗争从未中断。据历史学家分析，这一阶段瑞典工人罢工运动在西欧历史上记录在案的数量最多。1879年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工人大罢工，其后30年连续不断。在1900至1913年，劳工冲突比世界其他地区都猛烈，暴力、开火时有发生，直到1930年代后期才逐渐平息（Svensson, Rustamjon and Karsten, 2012）。这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革有直接关系。
19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瑞典的经济，失业率从1930年的12%快速攀升到1934年的34%（Svensson, Rustamjon and Karsten, 2012）。到处都在裁员减薪，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和社会动荡。例如，1931年5月，5位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被军队开枪射杀，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的建立（坚持了两个星期）和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地区大大小小的示威运动（Wilensky, 1975）。
这些暴力斗争随时会引发革命或者陷入法西斯主义的陷阱，甚至威胁到刚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合法性。毕竟，瑞典与发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苏联只有一海之隔。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膨胀，瑞典也不能幸免。
1930年代中期是法西斯主义最活跃的时期，瑞典法西斯组织的代表——瑞典民族社会主义党（the Swedish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SNSP)）的党员已有3万人之巨。另一极右组织—瑞典民族联盟（the Swedish National Federation (SNF)）有成员4万人，该组织代表了反民主的极端民族主义（Berggren,2002）。这些组织在人口只有600多万的瑞典，也是个不小的势力，他们对新上台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迫使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持续增长的失业和社会贫困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就会为法西斯主义的壮大提供生长的土壤。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该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与工会联系密切。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执政党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等这些强大的敌手，不得不转变以工人阶级利益为重的意识形态，将原来聚焦于一个阶级的利益扩大到国家整合的层次上。时任党主席的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the People’s Home) 的思想和计划。值得关注的是，汉森所说的人民之家的‘人民’包括整个国家的人民,它取代了将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唯一的关注点，这一变化代表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社会改革思想根本上的转变。作为党的领袖，汉森指引和领导了从社会民主党从代表阶级的政党向代表全民的政党的转型。
佩尔·阿尔宾·汉森
意识形态转变之后，社会民主党采取重大举措，推行其社会改革。例如，面对工人罢工运动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社会民主党主席佩尔·阿尔宾·汉森作出重要决定，开始与农民党进行谈判协商，这一联合行动使社民党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削弱了其他激进党派的地位，使社民党有机会推行其社会改革计划。但同时，联合了农民党也就不能不考虑农民们的利益。这里顺便提一句，北欧的农民一贯以具有政治觉悟、有组织、谈判能力强著称。因此，联合了农民党的社民党的福利改革就要保证工人和农民都要受益。由此可见，所谓“共识文化”并不是自然而和平的产生，它也是在经过激烈的斗争、谈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瑞典绝大多数福利法的建立是在大萧条期间，也就说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福利制度就开始播下种子，为后来福利国家的参天大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瑞典在1930年代社会冲突中开始建立福利国家，这段历史确实值得我们关注。有人或许要问：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冲突是无处不见，为啥没见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两事当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这又回到如何处理社会冲突的问题上，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它不但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智慧，也考验着民众的认识和力量。
至于福利国家建立的另一个因素——经济的增长，在此先按下不表。1930年代瑞典福利制度如何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如何促进了福利制度的建立，这段被埋没的充满了挑战与创新的历史，也许还需要经济学家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mindongchao/2017_01_03_387374_s.shtml
以上就是学校百科网的小编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发生学”—— 以瑞典为例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发生学”—— 以瑞典为例的详细介绍与分解，相信大家看完之后都已经对这方面有了更详细的认识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