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本留学经历200字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
照片：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8
1902年2月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2年后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在是东北大学医学部)学医，并与讲师藤野严九郎结下深刻友谊。他也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鲁迅的医学成绩平均分为65.5，作为一个初到的外国留学生已经是不错的了，在医校求学时，无意间观赏一部日本拍摄日俄战争纪录片，影片里有日军杀害中国人，让他义愤填膺感慨：「日俄战争，为何在中国土地上作战？」「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余意以为：救思想以作家贡献为多、先！」遂弃医从文。于1906年3月从学校退学，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抱着用文学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想法，鲁迅重赴日本，研究文艺。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1909年从日本回到中国。
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鲁迅先生在日本求学的经历1902年，鲁迅来到了日本东京学习日语，后来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有一次，鲁迅参加医学解剖考试，取得了59分的成绩，这个分数在班上是算比较优异的。没想到同班的日本同学们怀疑是解剖专业的老师藤野严九郎提前泄题给了鲁迅，鲁迅的高分是作弊而来的。鲁迅百口莫辩，万般无奈。因为在他们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就是“低能儿”，鲁迅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弱国子民的无奈与心酸。
还有一次，正是下课后的休息时间。有人在投影仪上播放了一个短片，大家迅速起哄起来。鲁迅抬头一看，播放的正是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头示众的短片。只见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他的旁边站着一群中国百姓正在看热闹。鲁迅的心里深深遭受到了打击，他看着麻木不仁的中国百姓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件事情之后，鲁迅仔细想了想，此时的他认为要改变中国人并不是通过医学，而是要首先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如何一个人体格强壮，但是思想麻木不仁，又有什么用呢？而能改变人思想的方式，就是文学和艺术。
想通了之后的鲁迅，放弃了在仙台的学业，并专门向老师藤野严九郎辞别。藤野严九郎表示尊重和支持鲁迅的选择，并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于是，鲁迅弃医从文，跑去东京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在东京的这些日子里，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鲁迅为什么去日本学医，最后却走上了文学之路，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初欲悬壶济民于肌肤之苦，后悟医民之身苦不若救民心，救民心于国大益，解民众之思想为急也，旋弃医从文，登杏坛执鞭，传道解惑，把管亟呼，针砭时弊，遂成一代文豪，思想家也。
鲁迅东渡日本学医最初是想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后来看到社会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就弃医学文，用笔作武器唤醒民众打碎旧世界建立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用先进的文化武装人民，这才是救世之根本。学医治病是治身不如学文治心，治病为少数服务，学文治心为众人服务。
鲁迅出生在绍兴，当年曾经是名门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曾在京城当过内阁中书，后来因为参与科举考试行贿案，被判斩监候，父亲也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家道中落。鲁迅在少年时期经常食不果腹，长期营养不良。
鲁迅的父亲后来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家里人想了很多土办法为他父亲治病，甚至有中医让他喝墨汁，非常荒唐。鲁迅对中医非常失望，他觉得中医骗人的东西非常多，决定学习西方的医术，造福国人，这也是鲁迅后来选择学医的初衷。鲁迅在家中亲戚的帮助下，在公费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后来转到路矿学堂，学习非常刻苦，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1902年4月，鲁迅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医学专业，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得病没有钱医治，想学习日本先进的医学知识，回国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国民。中国人当时被西方列强嘲笑为东亚病夫，在日本同样受到歧视。鲁迅单薄瘦弱，性格倔强，为人有些孤僻，朋友很少，好在解剖专业的老师藤野严久郎对鲁迅很关心，一直在帮助和鼓励他。
鲁迅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习越来越好。有一次，他参加解剖学考试，取得了59分的好成绩，当时满分并不是100分。平均分数65.5分。这个成绩在班里出类拔萃。中国人怎么可能考如此之高的分数？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低能儿，考这么高的分数肯定有猫腻。那些日本学生怀疑是藤野严久郎老师泄题给鲁迅，鲁迅的高分是作弊来的，纷纷提出抗议。鲁迅气得不行，可是又百口莫辩，虽然后来他的分数得到证实，但他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屈辱，明白了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时，他已经对学医救国有了一定的怀疑。促使他决定弃医从文的，是因为看了一部影片。一天，老师给他们上细菌课，课程讲得比较快，临近下课还有一点时间。老师就用投影仪播放了一部短片。这部短片是纪实片，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示众。
日本人抓住了一个中国人，谎称他是俄国间谍，准备砍头，身边有一群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看客。这个中国人临死前，向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求助，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大家都在看热闹，仿佛与自己无关。对此，日本老师嘲笑中国人冷血，表示如此下去，中国离亡国不远了。鲁迅气愤得转身离去。
鲁迅知道，日本老师说得很对，如果中国再这样闭关锁国下去，人民愚昧麻木，中国真的离亡国只有一步之遥。即使自己的医术再好，只能治病拯救人的身体，而愚昧无知的灵魂是拯救不了的。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成为行尸走肉，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不相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真的就要灭亡了，他要用文字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国民，他要呐喊，他要揭露这“吃人”的社会。弱国无尊严，只有国强，人民才会有尊严。
如今，我们已经迎来建国七十周年。中国人早已不是东亚病夫，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抗美援越，彻底打败了美国的嚣张气焰；珍宝岛事件，让不可一世的苏联见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采；对越自卫反击战，让猖狂的越南再也没有底气与中国叫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如果鲁迅先生有在天之灵，应该引以为傲了。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 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 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1994年，仙台举办了“鲁迅赴仙台留学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专家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本厚实的论文集。那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南京学过矿学，在仙台学习的是医学，青年时代抱有“科学救国”和“医学救世”的理想，其经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标本价值。而中途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创作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0年过去了。在鲁迅赴仙台学医100周年之际，仙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集会并举办相关展览，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敬仰和期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善意。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就读过的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者们也从没有停止对鲁迅这个重要时期的研究，最近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刚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 中译本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一书。该书由“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66页，附CD ROM）。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迅留学时的东北大学”，介绍鲁迅生平，特别细致研究鲁迅在仙台的活动，而关于“弃医从文”这个重大事件，特别收录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一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仙台市今昔”，介绍了仙台市100年来的变化，也介绍了现在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情况。书中还特别择要介绍了中国各界人士参观东北大学鲁迅遗迹留下的感言。（第6 9页）通过这些介绍，表达了东北大学师生和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以藤野和鲁迅为纽带的友好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被人们称为“现代藤野先生”的菅野俊作一家，他把自己的住所建成了中国留学生之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中国学生，并且细心照料他们，继续上演着中日民间友好的活剧。受到过帮助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心存感激，取“饮水思源”之意，把这里命名为“思源竂”。（第159 161页）
无疑，《鲁迅与仙台》是一本友情的书，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更是一本求真的书。
几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位是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一位是医师泉彪之助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藤野先生授课情况和他为鲁迅修改的医学笔记的评价。读者都知道，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被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它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共六册，为鲁迅所听讲的医专全部课程课堂笔记的合订，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而非他讲授的课程的笔记，也留有他批改的笔迹。此外，也有其他老师批改的笔迹。这些笔迹分别用了红、黑、蓝、紫等颜色，令人惊奇的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墨迹依然相当清晰。
这些年来，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些笔记兴趣不减，通过初步阅读，做出了一些推断。例如泉彪之助先生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这里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第117页）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抱怨这学校的教学方法呆板，整天死记硬背，使他头脑昏昏然。（第79 81页）就是说，鲁迅写《藤野先生》时，只感念藤野先生对他的关怀，只字不提自己对医专教学方法的不满。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惊讶，因为还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忆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藤野先生不但成了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性人物，而且也成了师生友情的象征性人物。不知不觉地，我们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且甚至还从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遂把其他背景材料略而不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对普通师生之间敬与爱的故事，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中国中学的教科书里长期收录此文，几代中国人对鲁迅留学仙台从师藤野的故事耳熟能详，它几乎成了神话。这个神话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编造历史，掩盖史实，拔高人物，是最要不得的。过去鲁迅研究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几乎和鲁迅同时退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第36 38页）这且不去管他，问题是有人避而不提这个事实，把鲁迅说成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人，给予先驱者的名义。一方面是夸大鲁迅的孤独感，赋予他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尊者讳，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叙述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直到现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还陈述着这样的“非事实”。如最近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就写道：“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林贤治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鲁迅的误记和叙述不周详之处应该指出，加以更正。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理解，又要有求真精神。不感情用事，不任意拔高，不歪曲事实。但同时也要防止以打破神话为幌子，任意猜测，怀疑一切。
无论如何，对一个教师的善良和好心是不能怀疑的，对一个受其关怀的青年人的感激之情是不能怀疑的。藤野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医学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一点古怪。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很顺利，在日本的“院系调整”中被“优化组合”掉，只好离开仙台医专到乡下开私人诊所。（第130页）也许因为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高，也许因为他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合作，或者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但他的朴实态度，他对外国学生的善意，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已足以把他立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本人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他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他，就像鲁迅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寿老师一样，堪称“质朴、方正”———至于是不是“博学”，我们还得请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来评定。
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藤野先生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妨予以注意。但基本的史实不容抹杀。提到文学笔法，我想起了日本出版的以鲁迅留学仙台为背景的小说《惜别》，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自己赠送给鲁迅那张照片的背面的字。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太宰治，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转引自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1991年4月《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中译文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董炳月译）书中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的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平等相待，友善相处，人与人交往应当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而《鲁迅与仙台》一书力求将真实的情形告诉读者，不回避对于藤野先生不利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它不但是友情之书而且是求真之书的原因。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提出异议。而本书中就收录了反驳泉彪之助先生观点的文字。如浦山菊花指出：“就藤野先生对解剖学笔记修改的态度来说，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语的‘正名’。……藤野先生详细地修改也许使鲁迅了解到，对任何一个用语都不能敷衍了事，以及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性。”（第117页）
作为鲁迅人生重大转折期的决定性事件，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第58 62页）。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不可。
本书有关材料还有很多，例如阿部兼也教授提出，在幻灯片事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鲁迅离开仙台。他为还原历史情景做了辛勤的调查工作，他的《弃医从文》一文（第68 88页）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掌握真实。但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被研究界重视和利用，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在鲁迅博物馆相关展览内容中，就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最近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也仍沿用了鲁迅的说法。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传》中这样写道：“有一回，幻灯片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军做了侦探，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又如，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写的是：“……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将本书一些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必要性。
对鲁迅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则是本书最能体现上述精神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鲁迅文学活动以外的业绩的研究，长期以来显得薄弱。我们对鲁迅美术方面的贡献也许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文学艺术有相同之处。但对自然科学诸学科，我们只好敬谢不敏。鲁迅在地质和矿产方面的成就，已经请地质学专家来审定。对医学笔记，鲁迅研究界也必须寻求援助，而且更要申请外援，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能力阅读医学笔记，更没有能力阅读和研究用100年前的日文写下的这些笔记。
《鲁迅与仙台》一书收录了14页鲁迅解剖学笔记影印件，整理排印件尽量保持原貌，鲁迅的笔记用黑色字，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用红色字，修改或删除的部分，以及看不清和解读不了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明，增加部分用红色字排印。全部的笔记都经过仔细地修改，而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课堂笔记，红笔修改部分比较多一些。可以看出，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也注意改正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对使用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也给予订正———藤野先生担当起了语文老师的责任。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考虑到当时的医学教学条件，修改笔记，除了从细微处培养鲁迅认真治学的精神外，假如他后来仍然从事医学工作，这些行文准确的笔记在缺少教科书的情况下也有使用价值，有助于实现藤野先生（也是鲁迅）的“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鲁迅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一般都比较准确，被老师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藤野先生》中提到老师曾指出他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本来是鲁迅明知故犯地“唯美”一下。鲁迅小时候喜欢影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看来，他听了藤野先生批评后那句自负的话“画还是我画的不错”，确乎不是狂妄和冥顽。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鲁迅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也有出入，原文说的是下膊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查对解剖学笔记可知，此乃大腿部的解剖图，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解剖学笔记图5，第98，99页）。
书中所录医学史专家写的评论文章显得尤其珍贵。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鲁迅时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并详细地解读了这14页笔记。文章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鲁迅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加以解说，并对拉丁文和德文原文的错误加以订正。这样的解读很有意义。例如，文章讲到日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基本上是从欧洲（特别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举“无名动脉”（arteriainnominata）为例，这是19世纪的名称，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鲁迅学医时代，称为“腕头动脉”（arteriabrachio鄄cephalica）。（第116 117页）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用的正是新名称，与时代相符。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笔记是记录医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宝贵资料。当然，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对所有笔记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里要表达一点遗憾了：这里仅有14页笔记的解读，在读者只能算尝鼎于一脔。在此向编辑者和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将全部的医学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探究鲁迅所受医学教育的情形，看他的医学知识广度和深度如何？能否看出医学学习对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产生的影响？能否依据这些笔记对当时的医学教学水平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等等。如医学史专家浦山菊花研究员所说：“日本明治时期解剖学的历史和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第117页）我们期待着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开展，其受益者当不限于鲁迅研究界。
多亏仙台东北大学教授大村泉先生和佃良彦先生及其领导的编写组的努力，我们得见这样一本有价值而且印制精美的图书，这是对鲁迅赴仙台留学100周年的一个极好的纪念。该书的出版，是对以往研究成绩的总结。但因为在有些方面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开始。想象中，未来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和集体协作的，也肯定会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在多方面取得结论性的成果。
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友情才能让人永远感念。100年前两位异国师生藤野和鲁迅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友情，如今，《鲁迅和仙台》一书的著者和编者都怀着这样的友情。本书以其求真精神，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以其友爱之心促进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和仁爱的胸怀为基础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