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动漫专业大学需要什么条件？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的漫画专业入学的具体要求是
如果你的目标是学习技术而不是为了一张文凭，那么学习漫画等肯定是要在日本的专门学版校。权一般来说大学是学习理论的，所以真正有实力的动漫类学校都是专门学校。日本最好的动漫设计都是在日本的专门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工学院，在国内也很出名了。另一个叫モード学园、还没有开始在国内招生。直接去日本工学院的话需要日语N2,如果没有N2,可以先到他们附属的语言学校学习即可。他们在上海有办事处，网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祝你成功。
如果想进大学动画系有什么条件吗
美术，要参加省联考，还要参加大学的校考，北影学院，中传媒，浙传媒，上海大学，西安美院，浙大，国美，同济大学，南艺，南京师大，山西传媒学院。
去日本动漫学院要怎样条件
如果说考试，要是你在国内没有进行日语水平测试，可以在日本念语言学校，总之，语言一定是有要求的，如果你家庭水平充裕，建议你去日本念语言学校，这样比较简单。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在日本念的语言学校。
在日本学漫画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名气的画手薪酬很低，一般1000日元左右一张画，在日本会很辛苦，一般都会给名家打下手。
高考是不一定要是艺术学院或则艺术班的才行。建议你在日本年大学，简单些，毕竟你在日本需要打工，而办打工证需要1个月的居住期，你太小去那里不太好办。
日本代代木学院是全日本最好的，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入学要求如下：首先要决定入学的科目，也就是说只能选择一科目报。然后提出申请书，把自己的档案资料发给他们学校，然后再支付学费。（好像没说要考试嘛） 接着他们会把你入学以后的学籍号告知你，并且有入学式和所需教材的书面通知，最后参加入学式。
你应该是念全日制的吧，学费如下（每一科都是一样的）：
第一年的学费是入学手续费2万日元，入学费13万日元，学费70万日元，教材费和其他经费共20万，再加一个“终身校友会费”2万日元。
第二年只要学费70万日元和其他经费共20万日元。
你是想朝声优和漫画方面发展对不对？？建议选声优吧，它的课程内容更多点。下面是课程介绍：
声优艺人科：和日本的电台、电视台采用相同的专业技术设备。由丰富经验的老师前来授课。
第一年课程主要是：找到自己的声带的特点，用麦克风发音（和平时说话有很大不同），发声、发音、腹部呼吸，歌唱，跳舞，播音，漫画后期录音等
第二年课程：剧本体验；录像技巧；朗读；舞台表演会；试镜（其实就是试声啦）；简单的声音制作等
其实做什么都不简单，你要想好以后的发展，在国内做这个不容易，我学过6年的画画，高考也想过出国学动漫，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在这里希望你能如愿~~采纳我的答案，呵呵~~
什么大学有动漫专业
山东大学
暨南大学执掌艺术学院
浙江中国美院在设计艺术学院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广州大学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
……
这些大学都有相同或相关专业，但是不是全部是本科生，有的是高职专科，而且不是在每个省份都有招生指标，有你喜欢的学校可以打电话到该校招办咨询。
高考的话是跟考美术一样的，素描、速写、色彩，上大学之后继续画一段时间这些再开动画相关课程的，考设计加试设计专业，就是说高考时是不会让你画漫画的，美术专业加试一般在每年的1月下旬到2月中下旬左右
退学重考风险很大，而且真的考上了满意的学校专业设置未必是你心中所想啊，所以我劝你要是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在现在的大学边学习边自修，将来大四的时候在考研，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学点视野也可以更宽阔些.
大连东软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太低了吧？
我今年大四，人在南京，东软做了“菁英计划”来招聘，今年下半年提供价值8千元培训，明年上半年到大连做毕业设计，07年7月份开始上班。东软的培训我感觉还是不错，也说工作两年且但是到了大连给的起薪才2000－2400，太少了吧？我是重点高校拔尖生，专长在硬件，随便找其他公司也不会低于3000块吧？而且软件有吃青春饭之说？
吉林动画学院
你要学的是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吧
我是这里的学生 如果你过了本省的文化课成绩 然后看这个学校在你们那里招多少人 从文化课从高往低开始录取 录满为止 你的情况恐怕不乐观
如果你学动画那个专业可以考虑还是不来 但是其他的专业还是算了吧 这个学校动画强 设计广告什么的特别垃圾
强力推荐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1960年创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83年成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唯一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美术学府 2000年迁入上海大学新校区内独立的美院大楼 设有美术设计、中国画、油画、雕塑、美术史论、建筑六大系 招收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及本科生。并分别招收世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 正副教授45人 现有各类学生1800余人 上海美术教育、美术设计、美术创作的中心。
学院现有教职人员168人，其中专任教师119人，正副教授53人，讲师 39人，助教 10人，教师队伍中有相当部分是国内和本学科中的学术领军人物或知名学者，其中有：邱瑞敏、汪大伟、张培础、杨剑平、王劼音、凌启宁、金纪发、章德明、姜建忠、潘耀昌、徐建融、陈平、王孟奇、戴明德、郭 力、黄阿忠、武云霞等，为美院跻身一流教学奠定了基础。
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以上学位的已占教师总数的58 .9%。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5.8%，同时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设计家 *** 任教。
学院目前已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基础和主体、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辅以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附中预备等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学院现拥有学生2248人，其中本科生1176人，硕士研究生107人、留学生5人、成人教育560人、中专部400人。
（ 1 ）培养目标
数字动画方向是为全国各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游戏娱乐研发机构、动画公司、网络公司、建筑可视化设计等行业培养能够生产制作：数字动画电影、电影特技特效、数字动画系列片、游戏三维美术研发等方面的数字视觉设计的高级专门人才。
数字动画也称计算机动画，是全新的动画领域，是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以及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高度结合。本专业要求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以及熟练掌握电影语言的内在规律；同时深入掌握计算机动画制作工具和制作技术。使本专业毕业生成为能够全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并拥有独特创造力的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 2 ）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本专业方向重点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与实际应用能力。
① 掌握动画专业（数字动画方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② 掌握三维动画的造型设计规律及具备造型设计能力；
③ 掌握数字动画的场面设计规律和方法；
④ 掌握数字动画动作设计规律和方法；
⑤ 掌握相应的计算机动画制作技术；
⑥熟悉数字动画片制作流程；
⑦ 掌握一门外国语；
（ 3 ） 入学考试及录取原则：同动画专业（动画导演方向）。
（ 4 ）常见问题及解答
① 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本专业？
报考本方向的考生应具有较强的 较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学生应当具有很强的美术基本功，另外要对计算机有强烈及浓厚的兴趣：
首先，作为一名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工作者，你应当有非常强的美术造型能力，善于将人、景、物用绘画的方法进行表述。拥有很高的色彩涵养，善于运用颜色来表述画面主题，善于组织画面中的色彩气氛。
其次，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者应当有严谨的思维能力，良好的外语基础以及最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因为数字动画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如果想要在这个行业内获得成功，外语和数学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你还要掌握一定的构图技巧，因为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要大量的用分镜头草图来完成动画片创作的前期设定工作。
如果你具备上述条件或愿意为此而努力，且对数字动画方向有着极大的热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数字动画方向）欢迎你的报考。
② 如何准备专业笔试？
由于专业考试包含的考试科目众多，尤其是命题创作考试，不少考生感觉无从准备。
解决方法：动画专业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的绘画基本功以及思维能力和知识积累，需要进行专门的准备，和严格的美术基本功训练。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专业课考试具体要求请登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网站，
关于大学动漫专业的问题。
现在很多院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
但是入学前一定要分清楚是什么院系
因为动漫分艺术系和软件系
软件的动漫学的主要是网页前台
不要搞错就是了
..
学动漫大学报什么专业
“截至目前，全国约有447所大学设立了动画专业，1230所大学开办了涉及动漫专业的院系……随着国家对动漫产业越来越重视，动漫教育培训的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广阔。”日前，广东动漫游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新雄介绍。
随着2006年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等10部委《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使“发展动漫游戏产业”成为一项国家导向。北京、湖南、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川、重庆等各省市，相应出台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国内动漫产业进入高速培育发展期。
“全国注册在编的高等院校共有1800所设有艺术教育专业，其中广东有109所。在国家大力扶持与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政策背景下，‘动漫教育培训’成为各高等院校与职业技术学校的热门专业。”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学明介绍说，“广东省高校动漫专业师资力量与学院教育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如何培养与壮大我省基础教育、动漫教育的师资力量，改革与完善当前的教育模式，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据业内人士估算，由于动漫游戏产业的兴起，其相关培训教育已形成数十亿元的产业需求。以规模较大的动漫培训公司为例，如果在3个以上的城市设立培训招生办，平均每年有1500人报名入学，按平均每位学员1.5万元计算，仅动漫培训这一块，每年的收入就高达2250万元。
2004年至2007年间，国家广电总局共批准设立了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6所高等院校为中国动画教学研究基地。
然而，由于短时间内各种动漫培训机构仓促上马，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专业的动漫游戏教育培训机构，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调查，不熟悉动漫游戏制作、营销流程和环节，不了解动漫游戏企业的实际需求，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和提高学员的劳动就业率。”张新雄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这么多的动漫教育培训机构中，只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进修学院、深圳环球数码沪深培训中心、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北京火星时代动画学院、中科万维数字教育培训中心等少数教育机构，是目前动漫行业知名度较高、用人单位较为认同、经营管理较为规范的动漫教育机构。
去韩国学习动漫专业需要什么条件
除了语言要求，学校还需要面试。 国内上完大二可以到韩国读插班，但是要相关专业才行，要不然你还是得从大一开始读。 韩国动漫专业比较好的有弘益大学、祥明大学。
希望采纳
考大学动漫系需要具备哪些要求
动漫系？一般通称是动画系吧，这个高考的话是跟考美术一样的，素描、内速写、色彩，容上大学之后继续画一段时间这些再开动画相关课程的，不是跟考设计一样加试设计专业，就是说高考时是不会让你画漫画的，美术专业加试一般在每年的1月下旬到2月中下旬左右
有什么开设动漫专业的大学吗
动漫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只有美术生才能报考。不是美术生是不能学美术类专业的。
想去日本学动漫专业，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日本学动漫专业申请要求：
日本留学学习什么，都是以日语为主，动漫类虽然对日语或者其他语言要求不严，但是也要拿到日语2级等级证书，所以，高中毕业生、大专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等，在没有日语基础的情况下赴日留学，首先第一步都是先走语言学校。不过，鉴于不少同学也都了解和知道日本的动漫专门学校，这种情况下，咱们没有日语 基础的学生，也是可以直接申请专门学校的日语科，打好日语基础后升级学习相关的动漫课程。
有日语基础的同学来说，由于日本的大学并不在国内普遍招生，所以本身可以选择的学校少之又少，艺术类大学在国内招生更是凤毛麟角。不过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少部分在国内直接招生的专门学校去留学的。这也需要日语2级证书来申请。
有日语基础后在专业上
文科、理科的高中学生来说，虽然没有绘画基础，但是对动漫有兴趣，这类学生在申请日本动漫专业，可以选择对绘画要求不高的3D动画、电脑设计等等。
高中艺术生的情况，有绘画基础总是会比其他学生的选择范围广，可以尝试报考艺术院校、传统手绘类的动漫专业学习。
动漫专科生的情况，经过语言学校的学习，可以选择专门、大学本科继续学习。
动漫专业本科生来说，如果想继续读一个更高的学历，那么可以报考艺术院校读研、读博。著名的京都精华大学也开设了研究生、博士的动漫专业课程。
希望能帮到你！杨登瀛的生平经历
杨登瀛（1893—1969），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杨登瀛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又加入国民党，1925年，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又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朋友。如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顾顺章等。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他在日本时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这时，他认识了青帮中人、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比较右倾。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5年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同时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此时“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君甫[杨登瀛]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这就更大大地提高了杨的身价和地位。
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他们都对杨登瀛表示信任。张道藩和他更有着暖昧的特殊关系，原来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一个政敌，他曾请杨登瀛设法将此人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为此，张道藩对他感激不尽，视为知己。有时张道藩、陈立夫到上海来，杨登瀛更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杨登瀛也极力拉拢。他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也告诉了杨，并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又送给他两部曾国藩的《家书》，以示笼络。
由于当时中共和各反蒋派组织，都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基地，所以国民党中央指令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从巡捕房中收集情报。杨登瀛接受任务后，就主动接近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谭和他是广东同乡，二人早就认识。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谭请杨设法营救，杨满口答应。当天下午就去见时任警备司令的钱大钧，钱得知是英捕房的人，马上答应放人。第二天，杨再去英捕房，两个人已经回来了。对此事，英捕房的西探长兰普逊也十分感激，请谭拿200块银元给杨，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件事给英国佬的印象很深。此后，他和兰普逊也相熟起来。不久，兰普逊又要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他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弄全了，兰普逊如获至宝，十分感激，认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更加看重了杨登瀛。他还向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
兰普逊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拢杨登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杨是个日本通。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方面需要日本的情报，了解中日、英日关系。兰普逊常向杨登瀛请教，杨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英捕房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极力聘请他担任了捕房的顾问，还特准他在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的拘捕手续。从此他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客，经常自由出入兰的寓所，兰又推荐他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他成了租界里的红人，更把许多重要的案件交他处理。中央特科通过他，能及时地掌握租界捕房的情况。 其实，早在杨剑虹招徕杨登瀛时，杨登瀛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这没有问题。”杨登瀛回答：“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我关系很好，我自然会更加用心地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帮家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动辄需要几十块光洋，我手头……”“这没有问题。”陈赓笑了，他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杨登瀛：“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为难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这叫我怎么办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当了。”陈赓回答：“我们的情报会不断地向你提供的，我们党内的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我也会叫人给你的，绝不会使你为难。”
杨登瀛十分感动：“你们如此豁达大度，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使你们失望！”从这次黄浦江之游以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
为了掩护杨登瀛的工作，免除敌人对他的怀疑，显示他的身分，陈赓请示周恩来批准，专为他购置了一部汽车。又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替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中央特科派安娥（张红惠）去做他的秘书。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对我们有用的，就由安娥及时抄送给陈赓。 杨登瀛执掌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以后，为中共做了许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着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从此杨登瀛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杨登瀛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杨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杨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杨登瀛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中央机关在上海，有利的因素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容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党面前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
周恩来在军委特科基础上组建中央特科 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上海后，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领导。1928年春，中央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情报工作是特科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1928年3、4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
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旧，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养山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1928年5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竭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1930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派遣钱壮飞、李克农等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长期埋伏
1929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1928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1929年底，陈立夫调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壮飞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特科的情报关系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昔日“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当时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杨度。杨度早年扶植帝制，声名狼藉，但晚年迷途知返，逐渐倾向革命，1929年秋在上海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我们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
1928年4月15日早晨，刚从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到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和何芝华夫妇。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作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并把他们掌握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彭湃、任弼时、恽代英等被捕案
1929年8月24日下午，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48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闻风丧胆。周恩来还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们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等四位同志在龙华遇难，周恩来非常痛心，又满腔悲愤，第二天他饱含热泪挥笔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两周后又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追述了烈士们被捕后视死如归，为革命奋斗至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
任弼时在1929年前后曾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1930年4月，恽代英在上海沪东老怡和纱厂门前被捕，化名王作霖。由于他作了伪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来知道后，派陈赓通过江苏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关系，使恽代英得到减刑，决定提前释放。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出卖，恽代英被害。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
随着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通信联络工作极需发展，光靠交通人员来往传递消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1928年夏，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在特科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不仅没有现成的机器，零件也配不齐，甚至连有关的中文专业书籍也没有。周恩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动手研制无线电发报机。他找特科负责交通的李强谈话，要求他进行研制工作。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李强买来美国版的无线电书刊，边学边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
周恩来还着手培养技术力量，派人在国内设法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为了进一步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技术力量，为建立地下电台做准备，中央从各地抽调了近10名青年党员到上海学习收发报技术，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培训，培养了我党的第一批报务员。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自己动手，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1929年秋，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了。到年底，李强等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1930年1月，两电台通报成功，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即通过香港电台转递。为了加紧沟通中央与苏区、红军的通讯联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又派曾参加过培训的伍云甫、曾三等人携带电台到各个苏区，与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一起，开展红军部队的通讯业务。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一本密码，称为“豪密”，由任弼时带到江西苏区，用于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赓之子看谍战片，认为剧情吹牛胡编乱造，陈赓训斥：你懂个屁
1961年上映一部很经典的谍战片叫《51号兵站》，讲的是1943年苏中地区新四军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地下兵站，因遭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
随后新四军派青年干部梁洪到兵站工作，他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在敌人眼皮底下将一批用于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安全运到苏中根据地。影片再现了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与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
该影片1960年就完成拍摄，公映前曾送到陈赓处征求意见，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这部影片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边看边评价说： “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 胡编乱造、 吹牛。”
当然，陈知建这么说并非有什么恶意，我们常常会以自己的认知来评价一件事情，但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陈知建当时正在上中学，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自然会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一些疑问。
在一旁的陈赓听到儿子的评价后生气地把他训斥了一顿：“你懂个屁？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的人，后来他们的作战厅长都帮我们送情报，你信不信？”
陈知建仍然说不相信，陈赓笑了笑不再说话，知道这是儿子想套自己的故事。但当时隐蔽战线上的事涉及到国家机密，他不能细谈。事实上《51号兵站》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补给大多是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回来的，故事也能找到多位原型。
虽然陈赓没有在新四军任职，但他对影片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因为他在隐蔽战线工作时比这更加惊险。 如果说影片讲述的故事是深入虎穴，那陈赓的故事就是虎口拔牙。
南昌起义时，陈赓担任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在南下广东的一次作战中他腿部中了三枪，受重伤。后来，陈赓辗转来到上海治疗腿伤，刚能拄拐下地走路便接到中央命令要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
中央特科是一个新成立的保卫机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其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中共党员进行血腥捕杀。据《中共革命史讲义》记叙： 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竟有33700多人惨遭杀害。 中共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安全，必须提前获取敌人的动向，以便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其二，在“白色恐怖”之下，大量动摇分子叛变投敌。革命本来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淘汰动摇分子长远来看对组织是有益的。但这些叛徒却供出了大量信息，使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他们对组织的伤害甚至比敌人还要大。叛徒们事后还能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享受出卖组织带来的利益。必须要将他们镇压，才能震慑更多打算叛变的人。
在此背景下，中央在上海成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特科后来发展到4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 其中行动科在上海如雷贯耳，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叛徒听到这个名字往往被吓得腿脚发软。
陈赓进入黄埔军校以后一直在带兵打仗，中央为何会派他担任情报科科长呢？
1926年曾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科班人员之一。此外经过前期的革命斗争也证明，陈赓是一个忠诚可靠，勇敢机智的党员。陈赓本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具有先天优势。当时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由顾顺章负责，陈赓协助他开展工作，顾不在时则由陈赓负责。
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装扮成商人，时而装扮成上海的“小开”活动在各个公共场所。为了获取情报，他与警察、特务、租界巡捕交朋友，与 社会 上的三教九流拉关系，混得很熟。一见面，他们就称陈赓“王先生”或“老王”。
陈赓利用这些关系多次使组织转危为安。一次，地下党在法租界一家戏园里开会，由于走漏了风声租界警探突然包围了戏园。陈赓急中生智，找到一个认识的警探表示可以帮他守住一个出口，后来趁机将开会的党员从那里放走。陈赓还利用 社会 关系，营救出了一些抓捕的党员。
虽然前期情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还远远不够。周恩来和陈赓制定了“拉出来，打进去”的六字方针。所谓“拉出来”，就是策动敌人内部人员提供情报。
一个叫杨登瀛的人进入陈赓视野。杨登瀛也曾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他八面玲珑，擅长交际，与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不错的关系，人脉极广。
杨登瀛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日本公司任职，被称为“日本通”，与上海的日本社交圈有紧密联系。此外，杨登瀛还通过广东老乡、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认识了国民党CC系的骨干分子张道藩。在与张道藩的交往过程中，杨登瀛为其除掉了一个政敌，获得了他的信任，被介绍给陈立夫。
后来陈立夫成立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时看中了杨登瀛，要他到上海搞反共侦查。杨登瀛内心非常矛盾，他不仅与国民党打交道，也有中共方面的朋友，他与江苏省委重要领导陈养山关系密切，早年还曾参加过一些进步运动，对中共是同情的。
杨登瀛认为如果不告诉中共很不够朋友。没有中共方面的帮助不仅办不成什么事，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如果能帮中共朋友办一点事，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去应付中统，这样既能在国民党那里发财，又不会有任何危险。
于是杨登瀛找到陈养山告知他情况，并说：“以后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能及时提供给你们。”陈养山对杨登瀛有一定了解，认为他是倾向我党的，而且能拉拢他对组织也有很大价值，于是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
中央研究后决定由陈赓单线与杨登瀛联系，陈赓决定先约杨登瀛见面。会面比较顺利，经过一番交谈，陈赓感受到了杨登瀛的真诚。他握着杨登瀛的手说：“登瀛兄，经中央批准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们工作。”
杨登瀛也高兴地说：“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就这样杨登瀛成了我党发展的首个内线情报员。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将一些不重要的报告、宣传品交给他，还编造一些假机关让他带人去破坏。在陈赓的帮助下，杨登瀛获得了信任，于1928年10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
他凭借此身份，很快就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英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建立了联系。此时杨登瀛已经打通了与上海各个方面的联系，将许多重要情报汇报给陈赓。他还为营救被捕同志贡献过很大力量，先后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还被抄去一箱文件。英国人对汉字不熟，正在为一箱子文件发愁，杨登瀛奉陈赓命令找到巡捕房，表示愿意找专家帮他们鉴别文件，并利用此机会将其中几份重要文件取回。之后他告诉巡捕房，那些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没什么价值。英国人由此认为关向应并非重要人物，当年冬天将其释放。
杨登瀛不仅掌握了敌人的动向，而且还能及时发现我方的叛徒。他发现的叛徒包括：出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出卖彭湃的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周恩来的黄第洪等。
制裁叛徒也是陈赓最为惊险的工作之一，由于当时中央特科缺乏专业人才，虽然陈赓是情报科科长，但也经常参加制裁行动。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制裁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军委在上海租界一处秘密地点开会。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赶来，将彭湃等人逮捕。原本要参会的周恩来因临时有其它任务而请假，躲过一劫。他立即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安排杨登瀛将营救意图秘密告知彭湃，杨登瀛还打听到租界工部局将在28日把彭湃等人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周恩来决定武装劫车救人，凡是能打枪的队员全都要参与营救行动。
28日早上，特科人员集中在一处秘密地点，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范梦菊（以后叛变）骑脚踏车将手枪送到后，大家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大吃一惊，上面还涂着厚厚的黄油。他们只能立即去买煤油回来将黄油擦干净，这一过程花了一两个小时。
随后周恩来亲自率20多人化妆成拍电影的外景组埋伏在敌人囚车必经之地，但他们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囚车，事实上在他们到前囚车已经开走。营救行动功亏一篑，两天后彭湃等人被敌人杀害。
此次出事非常蹊跷，开会地址由白鑫安排，参会人员都是临时通知，也就是说只有白鑫有泄密嫌疑。 而且他虽然也被抓走，但不久后就被释放，最后牺牲的名单中也没有他。陈赓判断很有可能是白鑫叛变向敌人告密，必须要将这个叛徒镇压。
他立即约杨登瀛会面交代任务，经过杨登瀛调查，确实是白鑫告密，不过他此时正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这里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戒备森严。此外杨登瀛还探知，白鑫将在11月11日这天乘车前往码头，准备出国躲风头。
陈赓在范公馆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安排5个人在那里监视。他还亲自到现场观察地形，研究行动计划。11日下午，陈赓安排7名队员埋伏在弄堂里。晚上10时左右，一辆 汽车 开进弄堂，停在离范公馆50米远的位置。接着范争波兄弟和几个保镖陪着白鑫从门口出来朝 汽车 走去。
这时特科队员突然冲出来朝他们开枪，白鑫见状边朝前跑边开枪还击。不过特科队员早有埋伏，不久就追上白鑫，三枪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枪战中范争波兄弟也被击毙。当国民党便衣和巡捕赶来时，特科队员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外国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特科“红队”也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称号，在一段时间里租界的巡捕再也不敢找地下党员的麻烦，即使他们公开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文所说“拉出来”借助的是别人的力量，虽然为中央保卫工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但那毕竟不是自己人，在使用上仍有许多不便。要更大范围地获取敌人的高级情报，只能派我们自己的人潜伏进去，这也是中央特科另一条方针——“打进去”。
早期打入敌人内部的著名人物有被称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钱壮飞原先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后南下到上海。
1928年9月，国民党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陈赓的安排下，钱壮飞考入该班，后来被分配到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这原本是个商业机构，组织最初的打算是利用国民党的机构培训我们的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后来，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他安排表哥徐恩曾担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处长。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而且他才华出众、聪敏机灵、工作勤恳、为人练达，很快就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
徐恩曾调任了好几个地方都把钱壮飞带在身边，要其担任秘书。1929年冬，徐恩曾担任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他让钱壮飞帮忙扩大特务机构，并在南京设立指挥机关。钱壮飞借此机会将李克农、胡底等人安排进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平时纵情酒色，每天只是到办公室露个面就走。一切事物都交由钱壮飞处理，所有文件都先由钱壮飞提出拟办意见再交他签字，这就相当于国民党特务机构最核心的部门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前三次“围剿”的行动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都被钱壮飞送到中央。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由于违反工作纪律在汉口被敌人捕，不久后他便叛变表示自己知道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的住址，还掌握全国地下党员名单，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
汉口方面为了抢功急忙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电报，报告了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的情况。钱壮飞译出这条电文后大惊失色，假如顾顺章被押往上海，那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势必遭受灭顶之灾。
钱壮飞立即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母病危，速转院。”保险起见，他又派自己的女婿赶往上海找李克农。他自己则打算通知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员后才撤离。李克农得知这一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立即找到陈赓汇报。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采取了紧急措施，连夜通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上海一大批重要领导安全撤离。顾顺章带着敌人赶到上海后，立即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不过各处秘密机构早已人去楼口，一些地方烧毁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陈立夫只能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由于陈赓与顾顺章很熟，他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此时离开了中央特科。此后中央机关陆续迁入中央苏区，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该机构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加上后来上海的中央特科不断遭到敌人破坏，最终于1935年9月结束了它的 历史 使命。
中央特科的 历史 使命虽然结束，但隐蔽工作还在继续，比如：粤军将领莫雄内心也倾向我党，他搞到了国军第五次“围剿”的详细计划，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提供了巨大贡献。地下党员熊向晖一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搞到了他进攻延安的计划，保障了中央驻地的安全。他与申健、陈忠经被称为“龙潭后三杰”。
在隐蔽战线上，这样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无名英雄们，始终抱有坚定信仰，忍辱负重，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知建起初不相信谍战片中的剧情，后来他到重庆工作担任警备区副司令，他管理的干休所里有一个叫郭汝瑰的老人。他曾潜伏敌营担任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他提供的情报为孟良崮战役、徐州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陈知建了解到他的经历后，才知道父亲陈赓说的那个为我们提供情报的厅长就是郭汝瑰。陈知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这次是真的信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