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正街38号，一个幽静的小院掩映在绿影婆娑中，院子里有五幢低矮的旧式建筑，淹没在四周现代化的高楼中。这五幢小楼尽管其貌不扬，但在72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却是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可以说，现代的韩国就是从这里出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被埋没在四周高楼大厦中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12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的最后一天来到重庆，参观了这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在参观过程中，文在寅向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韩国国父”金九先生的半身像献花并默哀。文在寅称，只有铭记历史，国家才有未来，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也是大韩民国的法统。参观结束后，文在寅在旧址展馆留言册上，用韩文题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所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文在寅是首位在任期间来到重庆临时政府旧址参观的韩国总统。
▲临时政府内一隅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南京移驻到了重庆，重庆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然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在重庆还有一个临时政府，而且还是韩国的临时政府。为什么韩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又是怎么设在了重庆？借着文在寅访问的契机，《环球时报》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临时政府旧址，走进这段还不太为国人所知的历史。
和法国投降后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一样，韩国临时政府的背后，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反抗与复国的故事。在这段历史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开启了一段重要的抗争进程。
三一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开始转向中国
1910年8月22日，大韩帝国(李氏朝鲜王朝1896年改国号为韩)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并合条约》，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国领土的一部分，韩国人民独立运动随之拉开帷幕。
1919年1月21日，朝鲜王朝末代皇帝高宗暴亡，这成了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剂。3月1日，前来悼念高宗的韩国民众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园举行集会，青年学生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己未独立宣言》，展开示威和请愿运动，此次运动史称“三一运动”。从3月1日开始，运动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形式也从最开始的和平请愿愈演愈烈，暴力冲突逐步加剧。此次请愿运动最终被日本总督府强制镇压，七千多名韩国民众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大批韩国爱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
此次独立请愿运动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它却开启了韩国爱国志士的海外复国历程，韩国的独立运动的主战场开始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中国。1919年4月，流亡的韩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法租界宝昌路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制定临时宪法，由金九长期担任临时政府的主席。韩国临时政府进入了第一阶段的“上海时期”。
▲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4.29刺杀事件”：临时政府在华搞“暗杀救国”
金九出任主席后，为改变临时政府蜗居一隅、缺乏影响力的状况，在“暗杀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日本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其中最成功，造成影响最大的是“4.29刺杀事件”。
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聚集了10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召开庆祝“一·二八”对华淞沪战争胜利的“庆功大会”，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等高级将领出席。大会进行过程中，一位名为尹奉吉的韩国青年冲向主席台，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掷出，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重光葵左腿被炸伤。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重光葵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据说，当他一瘸一拐地攀爬密苏里号战列舰时，他的军方同事把他视作叛徒，而军舰上的盟军人员则带着残酷的满意心态注视着他的狼狈相。
“4·29刺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连蒋介石都对此赞叹称“连中国百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一名朝鲜的年轻人做到了”。
▲韩国电影《暗杀》剧照，河正宇、全智贤扮演的杀手反映了这段历史
尹奉吉炸死日本高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始疯狂报复和打击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悬赏60万元缉拿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韩国抗日人士。从1932年5月至1940年8年间，临时政府不得不辗转中国各大城市，并逐渐将根据地移至中国的西南，这一时期被称为“移动时期”。
▲韩国临时政府全体人员
抵达重庆：开赴抗日战场与我军并肩作战
1939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陆续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落脚安营，开启了最后一个阶段“重庆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时期，在中国重庆政府的资助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正式创建政府性质军队——光复军，并开赴抗日战场，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对日本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在中国多个省份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
随着日本宣布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完成了流亡抗日的使命。1945年10月下旬，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离开重庆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临时政府会议室
▲临时政府主席室
▲临时政府外宾接待室
韩国临时政府经过27年的在华抗争，辗转多地，在这个过程中正式建立了完备政治体系，为日后的国家建设勾勒出了总体框架，成为了现代韩国建国的法统之源。
周恩来在评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意义时说：“韩国的复国运动同中国的救国运动是分不开的。韩国志士参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救国，中国协助韩国早日复国。”
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这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与上海、重庆等城市的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渊源。位于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在送走了金九这位现代韩国国父的72年后，终于迎来了又一位现任的韩国总统。
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韩国的国内政治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文在寅赴重庆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意在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一位早年曾驻上海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外交官对《环球时报》记者称，一般情况下，韩国总统访华时都会参观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但此次文在寅选择来重庆的临时政府旧址参观，背后还体现了韩国政府对重庆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和中国西部桥头堡的战略地位的重视。
日本《东京新闻》也关注到了文在寅造访重庆，称文在寅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采取严厉态度，他访问重庆也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在与日本谈判时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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