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回国鲁迅先生多少岁？
从日本回国鲁迅先生29岁。鲁迅去日本的时候22岁，回来的时候就已经29岁了，可以说他的整个青春年华都是在日本度过的。1902年到1909年的这段时间里，鲁迅由于在学习方面的特殊建树，曾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多年，在这时期里也真是鲁迅最为叛逆的时期。
鲁迅概括
鲁迅早年先后求学于三味书屋，以及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1903年，鲁迅成为前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最初学习医学，在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及目睹国民麻木的现状后，决定弃医从文。回国后，他曾在北京政府担任教育部佥事，1925年因支持进步学生而离职。
中国在晚清的时候，由于饱受打击，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也就在这时候，中国兴起了一场“留洋”的热潮。不过，在选择留洋国家的时候，却有些让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呢？
比较而言，欧美国家肯定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毕竟他们都有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成熟，也积累了更多的发展经验。而日本是从19世纪60年代搞“明治维新”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完全像个暴发户。再说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给予了中国多么沉重的打击。而且此后，日本还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副要把中国完全灭亡的样子。也就是说，中国人当时对日本是充满深仇大恨的。
而且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远远超过欧美等国家。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欧美等国家和中国的交集并不多。而日本则多次和中国发生摩擦，多次侵略中国（或者试图以侵略朝鲜来侵略中国），但是他们没有一次阴谋得逞。而清末甲午战争，一个“蕞尔小国”，竟然把“上邦大国”的中国打得那么惨，中国人内心的愤恨感，显然是强过英法等欧美国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还要把大量的留学生派到日本去呢？我认为，之所以要派留学生去日本，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虑。
其一，日本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日本从19世纪的60年代才开始明治维新，到90年代就已经强势崛起，并打赢了甲午战争，前后不过30年的时间。由于时间很短，这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如果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只需要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那该有多好。
就算不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只要别人不敢再来欺负，不用割地赔款，能挺起腰杆做人，那已经心满意足了。虽然说，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比日本人多多了。当时的中国人也明白，短期内，中国不可能解决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问题，但是，日本这种短期快速成功的效应，对当时的清朝来说，确实是一剂兴奋剂。所以，当时的清朝人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日本与中国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地域相似。日本和中国都处在东方，这一点和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日本虽然是岛国，但是中国也有非常长的海岸线。日本可以发展海洋经济，中国也可以发展海洋经济。日本处在东方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能够崛起，中国也同样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崛起。比如文化相似。日本和中国都是受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熏陶，并发展起来的。
日本最初只是奴隶制国家，和中国接触不多。但是从唐朝发生白江口大战以后，日本就一心向中国学习，整个唐朝时期，日本连续19次派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强势进入日本。以至于当时包括辜鸿铭在内的学者还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日本比当时的清朝做得更好，日本文化更能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魂。
日本文化既然和中国文化很相似，日本近代工业革命能够在那种文化上发展起来，中国近代工业革命，也能在那种文化上发展起来。比如起点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和中国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封建王朝国家，都受到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侵略。日本在那个节点上，向西方开放，学习西方，很快就成为强国。中国虽然迟了，并不是最好的节点。但是“亡羊补牢”，也不算太晚。
其三，留学日本开支小效果大。当时清朝是相当穷困的，公派留学生，花费也不是一个小数字。相对来说，去日本留学，花销比去欧美留学小很多。前面我们也说了，去日本留学，效果是很明显的。如果效果明显花销又很小，肯定是愿意选择日本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当时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特别多，同时也产生了鲁迅、陈独秀、蒋中正、汪兆铭、陈寅恪等非常多杰出的人物。对把中国从灾难深重之中救出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参考资料：《清史稿》《中国近代史》等）
张深切(1904—1965)，他生于南投草屯，1913年留学日本，是台湾文艺联盟的创始人。他的青年时代，主要是求学和参加抗日民族运动，中年才从事创作。作品以戏剧和评论为多，光复前的小说《鸭母》颇具影响。张深切一生献身于台湾文化运动与戏剧事业，希望通过文学启蒙民众，改造社会，他不仅为新剧运动摇旗呐喊，还积极于戏剧创作实践。早在1919年，张深切就和台湾留日学生张暮年、张芳洲、吴三连、黄周组织了一个演剧团到中华青年会馆去义演，演出剧目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和《盗瓜贼》，这种大胆的戏剧尝识，也可说是台湾文化剧的发韧。1925年7月，张深切在故乡发起组织“草屯炎峰青年演剧团”，配合文化运动巡回公演，该团1926年3月在台中首度演出的剧目，多为张深切自编自导，如《改良书房》、《鬼神末路》、《爱强于死》、《旧家庭》、《浪子末路》、《哑旅行》、《小过年》、《人》等等，只是这些剧本首先见诸舞台演出，而未通过刊物发表得以文字的流传。11月在台中上演的七个剧目中，不仅有他创作的两个剧本《论语博士》和《暗地》，张深切还在《方便》、《惊叹》、《为谁牺牲》、《中秋夜半》、《洋乐合奏》等戏中担任角色，1934年以后，又有剧本《落阴》问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深切只身到大陆沦陷区任教、办刊物；1945年台湾光复后返台，创作剧本《遍地红》、《邱罔舍》、《生死门》、《人间与地狱》、《婚变》、《荔镜传》等。张深切对于台湾新剧运动的推动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
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留学点点滴滴的事（详细）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 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 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1994年，仙台举办了“鲁迅赴仙台留学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专家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本厚实的论文集。那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南京学过矿学，在仙台学习的是医学，青年时代抱有“科学救国”和“医学救世”的理想，其经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标本价值。而中途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创作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0年过去了。在鲁迅赴仙台学医100周年之际，仙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集会并举办相关展览，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敬仰和期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善意。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就读过的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者们也从没有停止对鲁迅这个重要时期的研究，最近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刚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 中译本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一书。该书由“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66页，附CD ROM）。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迅留学时的东北大学”，介绍鲁迅生平，特别细致研究鲁迅在仙台的活动，而关于“弃医从文”这个重大事件，特别收录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一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仙台市今昔”，介绍了仙台市100年来的变化，也介绍了现在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情况。书中还特别择要介绍了中国各界人士参观东北大学鲁迅遗迹留下的感言。（第6 9页）通过这些介绍，表达了东北大学师生和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以藤野和鲁迅为纽带的友好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被人们称为“现代藤野先生”的菅野俊作一家，他把自己的住所建成了中国留学生之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中国学生，并且细心照料他们，继续上演着中日民间友好的活剧。受到过帮助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心存感激，取“饮水思源”之意，把这里命名为“思源竂”。（第159 161页）
无疑，《鲁迅与仙台》是一本友情的书，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更是一本求真的书。
几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位是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一位是医师泉彪之助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藤野先生授课情况和他为鲁迅修改的医学笔记的评价。读者都知道，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被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它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共六册，为鲁迅所听讲的医专全部课程课堂笔记的合订，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而非他讲授的课程的笔记，也留有他批改的笔迹。此外，也有其他老师批改的笔迹。这些笔迹分别用了红、黑、蓝、紫等颜色，令人惊奇的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墨迹依然相当清晰。
这些年来，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些笔记兴趣不减，通过初步阅读，做出了一些推断。例如泉彪之助先生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这里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第117页）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抱怨这学校的教学方法呆板，整天死记硬背，使他头脑昏昏然。（第79 81页）就是说，鲁迅写《藤野先生》时，只感念藤野先生对他的关怀，只字不提自己对医专教学方法的不满。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惊讶，因为还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忆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藤野先生不但成了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性人物，而且也成了师生友情的象征性人物。不知不觉地，我们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且甚至还从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遂把其他背景材料略而不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对普通师生之间敬与爱的故事，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中国中学的教科书里长期收录此文，几代中国人对鲁迅留学仙台从师藤野的故事耳熟能详，它几乎成了神话。这个神话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编造历史，掩盖史实，拔高人物，是最要不得的。过去鲁迅研究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几乎和鲁迅同时退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第36 38页）这且不去管他，问题是有人避而不提这个事实，把鲁迅说成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人，给予先驱者的名义。一方面是夸大鲁迅的孤独感，赋予他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尊者讳，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叙述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直到现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还陈述着这样的“非事实”。如最近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就写道：“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林贤治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鲁迅的误记和叙述不周详之处应该指出，加以更正。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理解，又要有求真精神。不感情用事，不任意拔高，不歪曲事实。但同时也要防止以打破神话为幌子，任意猜测，怀疑一切。
无论如何，对一个教师的善良和好心是不能怀疑的，对一个受其关怀的青年人的感激之情是不能怀疑的。藤野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医学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一点古怪。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很顺利，在日本的“院系调整”中被“优化组合”掉，只好离开仙台医专到乡下开私人诊所。（第130页）也许因为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高，也许因为他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合作，或者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但他的朴实态度，他对外国学生的善意，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已足以把他立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本人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他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他，就像鲁迅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寿老师一样，堪称“质朴、方正”———至于是不是“博学”，我们还得请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来评定。
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藤野先生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妨予以注意。但基本的史实不容抹杀。提到文学笔法，我想起了日本出版的以鲁迅留学仙台为背景的小说《惜别》，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自己赠送给鲁迅那张照片的背面的字。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太宰治，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转引自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1991年4月《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中译文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董炳月译）书中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的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平等相待，友善相处，人与人交往应当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而《鲁迅与仙台》一书力求将真实的情形告诉读者，不回避对于藤野先生不利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它不但是友情之书而且是求真之书的原因。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提出异议。而本书中就收录了反驳泉彪之助先生观点的文字。如浦山菊花指出：“就藤野先生对解剖学笔记修改的态度来说，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语的‘正名’。……藤野先生详细地修改也许使鲁迅了解到，对任何一个用语都不能敷衍了事，以及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性。”（第117页）
作为鲁迅人生重大转折期的决定性事件，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第58 62页）。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不可。
本书有关材料还有很多，例如阿部兼也教授提出，在幻灯片事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鲁迅离开仙台。他为还原历史情景做了辛勤的调查工作，他的《弃医从文》一文（第68 88页）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掌握真实。但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被研究界重视和利用，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在鲁迅博物馆相关展览内容中，就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最近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也仍沿用了鲁迅的说法。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传》中这样写道：“有一回，幻灯片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军做了侦探，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又如，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写的是：“……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将本书一些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必要性。
对鲁迅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则是本书最能体现上述精神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鲁迅文学活动以外的业绩的研究，长期以来显得薄弱。我们对鲁迅美术方面的贡献也许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文学艺术有相同之处。但对自然科学诸学科，我们只好敬谢不敏。鲁迅在地质和矿产方面的成就，已经请地质学专家来审定。对医学笔记，鲁迅研究界也必须寻求援助，而且更要申请外援，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能力阅读医学笔记，更没有能力阅读和研究用100年前的日文写下的这些笔记。
《鲁迅与仙台》一书收录了14页鲁迅解剖学笔记影印件，整理排印件尽量保持原貌，鲁迅的笔记用黑色字，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用红色字，修改或删除的部分，以及看不清和解读不了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明，增加部分用红色字排印。全部的笔记都经过仔细地修改，而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课堂笔记，红笔修改部分比较多一些。可以看出，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也注意改正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对使用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也给予订正———藤野先生担当起了语文老师的责任。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考虑到当时的医学教学条件，修改笔记，除了从细微处培养鲁迅认真治学的精神外，假如他后来仍然从事医学工作，这些行文准确的笔记在缺少教科书的情况下也有使用价值，有助于实现藤野先生（也是鲁迅）的“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鲁迅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一般都比较准确，被老师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藤野先生》中提到老师曾指出他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本来是鲁迅明知故犯地“唯美”一下。鲁迅小时候喜欢影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看来，他听了藤野先生批评后那句自负的话“画还是我画的不错”，确乎不是狂妄和冥顽。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鲁迅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也有出入，原文说的是下膊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查对解剖学笔记可知，此乃大腿部的解剖图，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解剖学笔记图5，第98，99页）。
书中所录医学史专家写的评论文章显得尤其珍贵。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鲁迅时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并详细地解读了这14页笔记。文章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鲁迅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加以解说，并对拉丁文和德文原文的错误加以订正。这样的解读很有意义。例如，文章讲到日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基本上是从欧洲（特别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举“无名动脉”（arteriainnominata）为例，这是19世纪的名称，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鲁迅学医时代，称为“腕头动脉”（arteriabrachio鄄cephalica）。（第116 117页）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用的正是新名称，与时代相符。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笔记是记录医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宝贵资料。当然，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对所有笔记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里要表达一点遗憾了：这里仅有14页笔记的解读，在读者只能算尝鼎于一脔。在此向编辑者和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将全部的医学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探究鲁迅所受医学教育的情形，看他的医学知识广度和深度如何？能否看出医学学习对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产生的影响？能否依据这些笔记对当时的医学教学水平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等等。如医学史专家浦山菊花研究员所说：“日本明治时期解剖学的历史和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第117页）我们期待着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开展，其受益者当不限于鲁迅研究界。
多亏仙台东北大学教授大村泉先生和佃良彦先生及其领导的编写组的努力，我们得见这样一本有价值而且印制精美的图书，这是对鲁迅赴仙台留学100周年的一个极好的纪念。该书的出版，是对以往研究成绩的总结。但因为在有些方面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开始。想象中，未来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和集体协作的，也肯定会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在多方面取得结论性的成果。
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友情才能让人永远感念。100年前两位异国师生藤野和鲁迅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友情，如今，《鲁迅和仙台》一书的著者和编者都怀着这样的友情。本书以其求真精神，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以其友爱之心促进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和仁爱的胸怀为基础的友好。宋庆龄在日留学期间的小故事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鲁迅回忆日本留学往事，为何与恩师藤野说法不一致？
我是萨沙， 我来回答。
萨沙第9027条回答。
话不是这么说，其实藤野先生对于鲁迅应该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原因不复杂，鲁迅是仙台医专第一个外国留学生。
且不谈当时日本仙台医专不算是什么名校，就算是仙台也不是什么大城市，一个寒冷的小城而已。
而藤野先生又是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教授，同鲁迅接触较多。
况且，藤野先生自己就是医生世家，从小就学习汉学，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也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汉字书法。
照常理来说，人生有了这种特殊经历，藤野先生应该会对鲁迅有较深刻的影响。
但事实上，藤野先生并不知道鲁迅的后来情况，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如果留下当时的纪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什么纪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不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我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藤野先生是直到鲁迅去世后，才通过各种方式辗转知道鲁迅写了《藤野先生》文章。
而《藤野先生》是鲁迅在20年代写的文章，距离藤野先生知道这事已经有10年时间，相当奇怪。
藤野先生的说法也很有意思：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鲁迅最感激的藤野先生修改笔记，则是他的分内工作。
因为那时候日本的教育并不算发达，仙台医专连正式的教材都没有。
每次上课，都要教授们自己印刷讲义发给学生，学生们在学习讲义和听课的同时，在讲义上记录笔记。
而所有授课老师，都会将讲义收上去，对学生记录的笔记进行检查、审核和批改，以此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这是仙台医专的惯例，并不是藤野先生一个人行为，很多教授都为鲁迅改过讲义。
那么，藤野先生给鲁迅改讲义的事情，似乎也就没什么了不起，是教授日常的工作。
就是因为这样，藤野先生才不觉得给鲁迅有什么大的帮助。
另外，藤野先生似乎不是很重视鲁迅。
大家注意，对于鲁迅的一切，藤野先生都没什么印象。
上面讲了，既然鲁迅是仙台医专第一个留学生，也是年轻的藤野先生第一个接触的外国留学生，应该记忆深刻，事实上截然相反。
唯一解释是，鲁迅在仙台医专表现的很一般，并没有任何让人记住的地方。
一是鲁迅成绩一般，也就勉强没有留级；
二是鲁迅当时性格似乎有些懦弱，被日本学生会干事直接污蔑为作弊，也是忍气吞声，低调解决。这种不张扬，看起来很平庸的学生太多了，教师很快就会忘记他。；
三是鲁迅上了一年就退学离开了，短短一年时间确实让老师无法留下什么印象。
四是鲁迅似乎刻意夸大了藤野先生的形象，塑造出一个恩师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藤野先生，有什么特别对鲁迅优待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却如此感激？
如果说鲁迅是突然到了国外陌生环境，得到一个日本老师照顾，由此印象深刻，这也符合逻辑。
但是，鲁迅在去仙台医专之前，已经在日本学习了2年时间，不存在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这可能是鲁迅压根没遇到过什么正经的老师。
他的学习经历很混乱，之前是读私塾，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私塾老师是一个古板的老秀才。
后来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而这个学校在当时是个草台班子，唯一的好处就是不收学费和未来可能公派留学。鲁迅自称在这里根本没学到什么知识，应该也没什么好的老师。
随后就是去了日本，读了2年日语学习速成班。但鲁迅学的并不怎么样，藤野先生说他对于日语的基本语法和听力都有问题。可见，速成班里面也没有遇到什么老师。
随后就是藤野先生，接着鲁迅就没有上学了，开始在 社会 谋生。
也就是说，鲁迅一辈子压根没有遇到什么正经老师，相对比较不错的就是藤野先生了。
只是个人认为，藤野先生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鲁迅恩师，他做的只是自己应该的工作。
鲁迅将他当作恩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颇有一股凄凉的意味。
说来说去，鲁迅至少二十多岁之前，就没遇到过几个对他稍微好一些的正经人。
鲁迅和藤野先生，在各自回忆中表述虽有差异，是老师和学生观察对方角度的不同所致。
鲁迅对恩师的怀念，是学生式的怀念。一个老师的过往，能在学生毕业后的生命历程中，持续地温暖学生，成为学生在人间冷暖中最大精神动力，是老师言传身教的成功。
藤野先生之所以对鲁迅先生印象不深，这正是老师的伟大之处。老师影响每一位学生，不图名利与回报，是学生一生不竭的动力源泉。
其属混日子的差生，在班里又不显山显水的，老师那记那么多啊。而且老师此刻以高等民族自居，而另一个充满了自卑感。怎么努力都没有进步。那其中的心理是怎样的？可想而知。
想一想留学学了个屁回来充大爷，把中华文化说成是吃人文化，把中华民族说成是劣等民族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劣等民族对高等民族是怎样的心态？所以其对日本老师那是仰望的。
老师对这样的学生如主人对奴才。
那么其中的态度观点怎么会一样呢？
这种人如果放在现在，恐怕要被扫进垃圾堆了。
留学什么也没学到回来。凡中国的都要喷一遍，就是中医也被说成是骗人的。一个学医的不相信医学，有病不到大医院治疗却找日本小诊所相信日本神药，结果呜呼哀哉。报应啊。
都是对自己记忆的描述。当时所处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对事物的认知不同，通一件事若干年后产生不通的记忆偏差很正常，有啥说谎的。
这很正常啊，你想想 历史 上，杜甫多爱李白，给他写了多少诗篇表达仰慕歌颂之情，视李白为自己终身精神偶像。但是李白基本就不鸟杜甫啊，在李白眼里可能杜甫跟他其他自己的粉丝没什么不同，甚至很一般，对他印象也是平平。我对自己的高中老师就是印象深刻，非常感谢，但是我也很清楚，我高中老师像我这样的学生太多了，可能她都记不起来我是谁，很普通的学生。但从我的角度来说，她就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很尊敬她，即便她记不得我。
这是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为每一个个体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有时就算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对一件事物的认知也有差异。我们都学习过一篇文章叫《芋老人传》：
现在再来读读，是不是这样，同一个人对同样的芋头，也感觉滋味不同了。因为时间环境都变了，看法也改变了。
通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才写过文章，如果不慎丢失，再写一遍，都不会完全一致。更何况是两个不同的人对对方的印象？又怎么能完全一致呢？
具体到鲁迅，由于他在日本受到的多是冷眼，而藤野给他的虽然只是公允的态度，但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区别去平常遭遇的善意。这就像你在一片黢黑冰冷当中突然看到一丝亮光，在一酷热当中突然来股风，虽然不一定有热或者凉，但无疑却能给人以心理的慰籍。所以，在鲁迅的眼里，藤野就是和蔼可亲的恩师。
但具体到藤野先生，则又不同了，他面对的不止鲁迅一个学生，而是许多，在他眼里每一个都是他的学生，他并不会对谁有什么区别对待，所以鲁迅给他的印象也就是他有这么个学生而已。这其实也像我和我的顾客一样，我每天在店里，是固定的，到我的顾客是流动的，顾客在我这里得到过优惠或者良好服务，他就会记得我，但我每天要面对很多顾客，来来往往的哪里能记得那么多，至少也要是来过三次以上的熟客才会真正有印象，但顾客往往会提起他上次在这里的情形，而我也只能嘴上符合但心里却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混熟了，则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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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9潦草东君于初彻斋
别说是鲁迅了，就是我的老师数量，十个手指头也数过来了，但老师几乎每年都会面对不同的新面孔，很难记住谁，除非是特别出类拔萃或是渣到极致的，恰好鲁迅在医学领域属于比较平庸的存在，所以除了角度偏差，鲁迅记忆的细节更多一些吧，至于说谎还不至于，更没那个必要。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对自己的一位老师藤野先生十分感念，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而藤野先生呢，对鲁迅却没什么印象。这种现象，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就好比今天的人去追星，记得有个朋友当年追任贤齐，任贤齐和她握过手，还对她笑了一下，从此她对任贤齐的印象就格外好，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想想那些追星的粉丝，如果偶像能够对他们说几句话，甚至给个拥抱，那估计可以让粉丝吹一辈子，一生都迷恋这个明星。而站在明星的角度呢，他们会记得这个粉丝吗，基本上是不会记得的。
原因何在呢，因为明星和粉丝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对等的，一个明星可能有几万几十万的粉丝，而对粉丝来说，偶像却只有一个。在这种关系中，偶像是高高在上的，粉丝是在下面的，偶像一个小小的善举，哪怕是装出来的，都会让个体粉丝感激涕零。
而鲁迅先生当年和藤野先生之间的关系，就跟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清朝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侵略，而日本呢，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向西方列强靠拢，成为列强之一。1902年，当时还叫周树人的鲁迅去日本留学，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弱国的普通学生，来到一个强国求学，本身的姿态就是很低的。
要知道，鲁迅身高不高，比较瘦弱，其貌不扬，外表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到了日本以后，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要遭遇多少白眼和欺压。在日本的那段日子里，估计鲁迅先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也没人会拿正眼看他。直到1904年，鲁迅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遇到了藤野先生。
但是呢，在当时的鲁迅先生眼里，这可是莫大的善举。因为在日本他很少能够体验到这在正常平等的对待，藤野先生只不过做到了一个普通老师该做的事情，就已经足以让当时的鲁迅倍感感激了。
不过当时的鲁迅先生成绩一般，也就中等水平。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最不引人注意的学生就是中等生了。如果是学习特别好的，老师一般有印象，如果学习特别差，又喜欢到处调皮捣蛋，也会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而鲁迅先生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等生，就算是个留学生，也很难给藤野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资料显示，藤野先生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教有十四年，教过的学生恐怕得有个几百上千。后来这个学校并入了东北帝国大学，藤野先生因为学历不足的原因被迫辞职。辞职以后，藤野先生尝试过去东京当医生，最终还是回到老家，在老家开诊所维持生计。
对藤野先生来说，他当医学院老师的经历或许也并没有那么美好，最后毕竟是被迫辞职的。辞职的时候，藤野先生刚刚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本该大展宏图，却黯然离开。对他来说，或许以后也不愿回忆自己教学的那段时光。对于一个在学校表现不怎么突出的清朝留学生，自然也不会太放在心上了。顶多会有印象有这么一个人，至于具体的事件细节，肯定不会记得了。
不过藤野先生可能也没想到，就是当年那个矮小的清朝留学生，后来居然成为举世闻名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回国以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笔战群儒，成为中国文化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作品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国界，在韩日也是鼎鼎有名。
1926年，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感怀起之前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写下了《藤野先生》一文。由于鲁迅先生广阔的影响力，很快，藤野先生这个人物就成了中日的名人。藤野先生估计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学生的文章，成为十几亿人熟知的名人。
估计当时的藤野先生也是蒙圈的，他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大文豪过去曾经是自己的学生，或许他也想着去回忆一些与之的事迹，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况且当时印象也不深刻，真要具体回忆点什么事情，还真想不起来。后来，藤野先生的故居也被改造成了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其实学生与老师之间，有时候关系是很微妙的。有的学生，特别是那种本来就后进的学生，可能因为老师一句鼓励的话从此奋发图强，出人头地，然后一直记着这位老师的好。也有可能因为老师一句打击的话，从此自暴自弃，对这位老师恨之入骨。而老师呢，因为学生太多了，对某个不起眼的学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可能都不记得了。记得之前有个新闻，说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殴打了自己曾经的老师，十几年过去了，这位老师压根都不记得当初是怎么刺激的这位学生，而这位学生呢，却对当时那件小事记了一辈子。这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差别吧，位置不同，角度不同，有时候老师随口一句话，可能在学生眼里都是天大的事情。
实际上想一想，假如鲁迅先生没有出名，只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同样也写了一篇《藤野先生》，那么藤野先生肯定不会因此而举世皆知。而鲁迅先生对自己曾经老师的怀念，也只不过就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一种念想罢了。
文学总是免不了有所虚构的，即使是号称写实的文学，作家追求的是一种诗性的真实，这是一个把葡萄汁变成葡萄酒的过程，太拘泥于写实，也就无法完成这个提升与转变了。
｛深度解析｝
你，有三个你：你自以为（希望）的你，事实上的你，别人眼中的你。[灵光一闪]
一个人越是活得自我，事实上的自己越是接近理想中的自己，越是远离别人印象的那个人。[呲牙]
这是某外国女作家令世界文化界赞赏的对自我认知。它能帮助你解决很多困惑苦恼，起到茅塞顿开效果。
藤野的印象是第三种，鲁迅的自述是第一种，而且我相信鲁迅这样完成自我建设的人对自我的认知更接近第二种。
拿自己例子说这件事：我高三班主任在报自愿时候拒绝指导我，说我混子到头该回家了。可是班级寥寥几个考上学的里面赫然有我名字用粉笔写在校门口水泥宣传廊上。他印象中我最差劲儿，显然与第二种“事实上的我”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