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曾出家为僧，为何仅过了100天便还俗了？
张大千觉得佛教的思想变质以及出家人的生活过于平淡无趣，所以他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僧人。张大千，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同时他的一生是很有趣的。他的初恋，也就是谢舜华是他的表姐。两人感情很好，不久婚事就定了下来。随后，张大千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技术。两年后，张大千学成归国，不幸的是，他的未婚妻已经病逝了。
张大千听闻这个消息后特别伤心，所以他选择出家。张大千一开始来到了松江禅定寺，主持逸琳法师为张大千取了“大千”这个法名。生活一段时间后，张大千听说宁波有一座寺庙名为观宗寺，里面有佛门中德行最好，声望最高的法老——谛闲，张大千决定去找谛闲法师为自己烧戒，所以他一路化缘最终抵达了宁波观宗寺。在这里，张大千与谛闲法师进行争辩烧戒之理，后来张大千逃离了观宗寺，很显然他不让这位法老的观点。
张大千一直认为中国很多寺庙的佛教思想和最初佛教的宗旨已大不相同，违背初衷。因此张大千选择去杭州投靠一个自己人生的和尚，寻找真理。在张大千渡河去杭州的时候，身上只有三个铜板，但渡河需要四个铜板，张大千想让船夫大发慈悲。然而船夫一气之下扯坏了张大千的“海清”，还大骂“野和尚不给钱”，这激怒了张大千，然后打了船夫。之后张大千决定再不做和尚，没钱的野和尚更不能做。
张大千后到达了灵隐寺，生活了两个月，他实在是无法忍受寺庙清淡的日子选择了离开。最终，张大千也离开了灵隐寺，回到了老家，与曾正蓉结了婚。
李叔同出家的理由话说1918年民国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的文艺家李叔同，削发为僧，出家了。当时很多人都很震动，比如林语堂就说，“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动呢？因为李叔同怎么看，都不是能做出这件事的人。关于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大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他写的那首歌《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分明是一个深情、敏感、才气纵横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这样的人，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
李叔同，1880年出生在天津，他家算是当时的天津巨富。李叔同是他父亲的五姨太所生，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他和母亲搬迁到上海生活。他家在上海有钱庄的，所以可以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加上又有才学，所以很快就成了上海滩上的风流公子。
1905年，李叔同25岁的时候，去日本留学。他在上野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加入音乐学校研究作曲，业余还研究戏剧，组建了中国最早的话剧社。他的兴趣之广，对几乎所有的西洋艺术都有所涉猎。
辛亥革命之后，李叔同回国几经辗转，后来安顿下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音乐和美术教师。在此期间，各个方面的艺术创作都很多，一直到1918年突然出家。
李叔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这个人几乎把每一样都做到极致。中国古典的诗文、金石篆刻、书法，他是称绝一时；西洋的绘画、音乐、话剧，他都领风气之先。
所以这样的风流才子突然出家，过起了“青灯黄卷伴古佛”的生活，才让当时的人无比惊讶。
刚开始，李叔同身边的人以为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想劝，多次要求他还俗。他的夫人带着儿子，来劝说他，他刚开始是拒绝会见，后在朋友苦劝下相见一面，但只是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其他就不发一言。
后来，甚至有家信来，他也让人在信封背后写上“该人业已他去”几个字，将信退回，连字迹都不给亲人留。李叔同出家，出得极其坚决。
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三个解释。
第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家境破败，心灰意懒才出家。作家郁达夫说过，杭州有两样东西最多：蚊子，和尚。大多数和尚都是穷苦人，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但是这个说法用在李叔同身上，显然不妥。
确实，李叔同家的钱庄生意后来不行了。但是，他从日本回来之后已经成名，随手写一幅字，画一幅画，生计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李叔同出家后，修习的是律宗。这个佛教派别其实已经断绝了几百年，直到李叔同才复兴。这一派讲究戒律森严，生活非常非常艰苦。所以，李叔同肯定不是因为物质生活上的原因才出家的。
第二个说法，是说李叔同的儒家理想破产了，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现实失望了，所以才看破红尘。这个说法听着有理，其实也不成立。
美学家朱光潜曾说，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他出家后做了大量爱国护生运动的事。到了1941 年，抗战时期，弘一大师还写过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12个大字。这种入世精神，一般的儒家学者都未必做得到，怎么能说是理想破灭呢。
那第三种说法，是来自于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就是那个著名的漫画家。他说，人生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物质生活，一般人都停留在这一层，第二层是审美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
李叔同才气大，所以抛弃了物质生活和审美生活，直入顶层，去追求灵魂生活去了。这个解释，对于信仰佛教的人来说，当然很圆满。但是，还是觉得有点隔膜。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李叔同的人格特质。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李先生“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作诗就好好作诗，画画就好好画画，写音乐就要写最好的，演话剧就亲自上场，甚至扮演女角儿也一丝不苟。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认真。
李叔同成就的背后，不仅是才华，还有认真。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一次，文学家夏丏尊，当时李叔同的同事，兼职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舍监，就是宿舍的监督老师。有一次，有同学的东西被人偷了，明显是内部人作案。但是不管怎么查，始终没人承认，夏丏尊就问李叔同怎么办？
李叔同说，你就贴一张布告，限某日前窃贼来认错，否则本舍监只有一死谢罪，我就自杀。李叔同还强调：必须是认真准备实践这个承诺，你认真，这个布告才有效力。你看，随时随地，都要拿命去认真，这种认真程度也实在是骇人听闻。
据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出家之后，有一次到丰子恺家做客。他在坐藤椅的时候都要先轻轻摇动，然后再慢慢做下去，每次都这样，丰子恺就问他为啥？
他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条之间，也许有小虫藏在里面。我突然坐下去，恐怕把它们压死。”
你想，弘一大师出家24年，修习的是戒律极其谨严的律宗，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不是这样严肃认真到了极点的人，恐怕做不到。
关于为什么出家，李叔同自己其实是有解释的，那篇文章就叫《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1918年的时候，夏丏尊看见李叔同住在寺庙里，就对他说：“你不如出家得了。”
可能本来只是一句无心的戏言，李叔同一想，对，那就出家得了。本来也有心理上的准备，特殊机缘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然后那“认真”二字就起作用了。
这一认真就是余生的24年。
可见，出家这件事对李叔同来说，不需要更多的理由。认定了这件事，认真去做就够了。历史上鉴真东渡日本,到底带走了什么，让后人诟病？鉴真（688年—763年）：唐代高僧，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律宗南山宗传人。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6次东渡，弘传佛法，被尊为“日本律宗之祖”。玄奘与鉴真，这两位唐朝僧人，一生都充满传奇。他们二人，一个西游，去天竺求取真经；一个东渡，到日本弘扬戒法。方向虽然不同，但他们“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发心，却是一致的。742年，鉴真大师受日本留学僧礼请，发愿到日本弘扬律学。12年里，他5次东渡均末成功，但即使双目失明，仍初心不改。第六次东渡，他终于抵达日本，受到隆重欢迎，此后一直在日本弘法讲律，传播大唐文化。763年，鉴真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示寂，被尊为“日本律宗之祖”。鉴真大师生前，唐招提寺便为他塑立了坐像；1000多年过去，他的风采依然。在他紧闭的双眼里，藏着哪些影像呢？是故乡扬州秀美的风光？是渡海时遭遇的惊涛骇浪？是无法目睹的日本山川幻象？还是给予他一生光明的诸佛菩萨的身姿？则天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一位复姓淳于的商人家中。父母每日诵经拜佛，鉴真从小耳濡目染，感觉佛教既熟悉，又神秘。武则天称帝后，利用《大云经》中“净光天女当国王度众生”的故事，建立了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她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长安元年（701年），扬州大云寺落成开光，父亲带着13岁的鉴真前来参加法会。鉴真被殿中高大庄严的佛像所震慑，不由自主地合掌礼拜起来。起身后，他对父亲说：“我不跟您回家了，我想在这里出家为僧。”虽然难以割舍，父亲还是同意了鉴真的请求，带他找到住持智满法师。智满法师听说眼前的少年见佛像而倾心，不住地赞叹，称他年纪虽小，却早具善根，佛缘深厚。鉴真拜智满为师，剃度出家，成_一位小沙弥。他修持勤奋，好学善思，学业进步极快。神龙六年（705年），鉴真辞别智满法师，前往光州，师从高僧道岸学习戒律。道岸律师大兴律学，被誉为佛教界的“授戒之主”。他对鉴真悉心栽培，亲自为他授了菩萨戒（即大乘佛教信徒誓愿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受持的戒律，无论出家、在家的学佛者，都可以受）。景龙元年（707年），道岸律师应诏入京，鉴真随师前往洛阳，不久又去了长安。一年后，鉴真在弘景律师座下受了具足戒（即戒条圆满具足，佛教对僧人的日常修持有200多条具体的规定，只有受持具足戒的出家人，才能称为僧人），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开元元年（713年），25岁的鉴真被奉为律师，首次登坛讲授律疏，就获得了巨大成功。鉴真之名声震长安，前来就学者络绎不绝。然而，鉴真并未就此满足，他一面弘宣律学，一面游学于两京（即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之间，师从高僧深造。除了对佛学一门深入外，鉴真对医学、建筑学、文学以及雕塑、音乐、园艺等也留心学习。以医学为例，鉴真在中医中药方面造诣很深，他师从医术高超的弘景律师学医，为人看病、制药。开元八年（720年），32岁的鉴真以博通三藏的律宗高僧身份，回到故乡扬州。扬州僧众欢天喜地，礼其上座，慕名前来皈依、拜谒者络绎不绝。思托、祥彦、法藏等弟子，就是在此时前来依止的。而当时，江淮一带盛行的是禅宗、华严宗、天台宗。鉴真注重弘扬律宗，宣讲制教，许多人对律法一知半解，因此前来听法的人很多。“我佛如来，让众生戒定兼持，福慧双修。修福就是众善奉行，然众善奉行又离不开诸恶莫作，不作恶才可行众善。既不作诸恶，又奉行众善，这样的人才可修成正定，而定又能生慧，慧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福的积累与诸恶的禁绝。”“戒乃一切善法之根本，亦为了悟宇宙真理之妙行。戒行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行戒是最确实无谬的修道之法。各宗各派虽各有修持法门，戒律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鉴真讲戒，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枯燥的问题也能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僧俗两界尊敬。史料记载，鉴真在扬州弘法20余年间，“前后度人、受戒，略计过四万有余”，他居住的大明寺，也因此成为江淮地区的佛法中心。天宝元年（742年），鉴真大师为众僧讲律时，前来学戒的日本留学僧普照、荣睿站了起来，“日本佛教戒法不全，使得僧人不守清规，为人所轻。天皇及臣民殷切地祈请大唐律学高僧东渡日本，弘扬戒学，光大圣教，恳请大师推荐人才。”当时，日本积极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来大唐学习。普照、荣睿留学10年后，因敬仰鉴真的名望，来到大明寺依止修学。鉴真大师问众僧：“日本急需传戒布律之人，可否有人愿意前往，兴隆佛法？”众弟子面面相觑，默然不语。祥彦打破了沉默，“东渡日本，海路遥遥，生死难料，何况我们进修未备，道果未成鉴真五次东渡的经过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佛教学术远播海外，日本向中国派遣学习佛教的留学生。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等人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随同遣唐大师丹墀真人广成来中国学习佛敎。他们同时负有邀请中国传戒师东渡日本传戒的任务。他们先请了洛阳大福先寺道璿律师乘了日本副使的船赴日本，为正式传戒作好准备。到天宝元年（742年），荣睿、普照留学中国已经十年。这两个日本留学僧人，始终不忘请师回国传戒的使命。他们请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写信给扬州州官，请造船备粮做好东渡的准备。荣睿、普照两下扬州拜访鉴真大和尚，请他东渡日本传戒。 鉴真是我国唐代的佛教高僧。唐垂拱四年（６８８年）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７０５年），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７０７年），游学东都洛阳，后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从恒景律师受戒。鉴真受了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后来他又从融济研习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从义威、智全、大亮等钻研了相部律宗法砺的《四分律疏》。鉴真在传持律学上获得了重大成就。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鉴真四十六岁，从长安回到扬州，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他培养出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鉴真掌握了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鉴真的声名成就获得日本国佛教界的尊敬，一心邀请他去日本传戒。鉴真认为，日本是“有缘之国”，愿意到日本去传法。他的弟子祥彦说：日本远隔大海，路途危险，去者少能安全到达。鉴真说：“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受到鉴真激励，祥彦首先愿意随师前往。其余二十一个弟子也表示愿往。 鉴真从此展开了东渡日本历经五次失败第六次成功的艰难历程。第六次东渡成功后，鉴真在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鉴真前后经历的六次东渡，其中只有第五次东渡行程到达梧州。东渡路经梧州的这一次，也是鉴真东渡历程中最为艰难曲折的一次。首先简要介绍他前几次东渡的情况。第一次东渡：公元742年冬天，在扬州造好了船准备出发。鉴真及弟子21人，4名日本僧人，强调去的僧人要求品行端严，提议不让如海等少学的人同去。这件事引起如海极大不满，他向淮南采访厅诬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贼勾结，闹出了一场大风波。东渡不成。第二次东渡：于744年1月，百余人出发，这次船未出海，到长江口狼沟浦遇风浪沉船，未能去成。鉴真在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第三次东渡：这次东渡，被越州僧人知道后，为挽留鉴真，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诱鉴真去日本，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东渡作罢。第四次东渡：鉴真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领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因弟子担心鉴真安危，求扬州官府阻拦，鉴真一行被截回扬州。东渡受阻。第五次东渡：也就是到达梧州的一次东渡，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恳请鉴真东渡。鉴真率水手徒弟等35人，再次从扬州启程东渡。阴历6月27日出发，先在会稽郡境的三塔山岸边停泊一月；遇好风航行至署风山，又泊舟一月。十月十六日再启程，进入深海。在东海上，行船遇到了强风袭击，一直在海上漂流了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漂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只好入大云寺安顿，在海南停留一年。鉴真一行继续前往万安州，到达珠崖郡（崖州）。随后又从澄迈县乘船，越琼州湾至海康郡（雷州），再经招义郡（罗州）、陵水郡（辩州）、象郡（象州）、南昌郡（白州）、普宁郡（容州）、感义郡（藤州）、苍梧郡（梧州）而至始安郡（桂州）。在始安郡鉴真又逗留了一年。之后，鉴真一行从始安郡乘船循桂江东行，经苍梧郡到达高要郡（端州），然后再往南海郡（广州）。复乘舟北行，至始兴郡（韶州）。离开始兴郡后，这一行度大庚岭至南康郡（虔州），又经浔阳郡（江州），登庐山，再乘船由长江东下至丹阳郡（润州）的江宁县，再东下，过江回至扬州。第五次东渡，就这样由扬州出发，经历东海、南海漂流而绕回内陆，兜了一个大圈子，行程万余里，重又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也没有成功。第五次东渡是鉴真一次巨大的人生历险，这时，已是天宝九年（750年），此时他已63岁。这次行程，鉴真在广西境内从事佛教活动长达一年多时间。其中来回两度到达梧州居住，一次是从梧州渡桂江上桂林，一次是从桂林回程下梧州。在梧州期间，鉴真一行住在光孝寺内。这间光孝寺，座落梧州云盖山麓，唐朝开国后为祀名将尉迟恭而建（遗址在今梧州十四中内）。鉴真在此宣讲佛法，并为官民受戒，传播医学知识。在梧州传授菩萨戒时还对僧人说：出家人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化缘过日子，要弘扬佛法，普渡众生。鉴真虽然因为东渡失利漂泊内陆而到达梧州，但他仍然雄心勃勃准备着第六次东渡。这次内陆羁游，倒给鉴真提供了发现东渡人才的机会。藤州（今藤县）通善寺的比丘尼智首等三人，就是后来跟随鉴真一起东渡日本并为日本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物。比丘尼即尼姑，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比丘尼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家为尼成为女子一种新的归宿。比丘尼在政治、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同时她们作为佛门弟子中的重要群体，对弘扬佛教外来文化、推动佛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智首出家在通善寺，专心钻研经藏，擅长律学，她在藤州播扬佛法，启迪后人，诲人不倦，在当时女尼中享有相当名气。智首随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之后，挑起了在日本化导女信徒，弘开律学的重任，成为鉴真弘法的得力助手。在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之前，日本国佛教徒没有登坛受戒的做法，鉴真东渡之后，僧尼传戒风行日本国，其中离不开智首辅佐之功。需要交代的是，鉴真这次离开梧州，船下西江至端州（今肇庆）途中，一路随行的日本僧人荣睿不幸园寂。这个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为了请求鉴真东渡，长期滞留中国，接二连三陪同鉴真经受苦难，竟将尸魂留在异国乡土，他的遗骸就葬在端州龙兴寺塔林旁。不幸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在祭悼荣睿时，鉴真读完祭文，竟突然悲痛昏倒，醒来双目失明，从此之后，变成一个盲人。不久，得力的弟子祥彦又病逝。这都因为连月海上漂流，气候炎热，行途劳困的后果。但是，尽管双目失明，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第六次东渡日本的航程。这次终于东渡成功，到达日本。鉴真在中日佛教史和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的记忆。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会选择出家？他的身世怎么样？
在民国时期，李叔同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是近代四大高僧之一，法号“弘一”。除了在佛法上有很高的造诣外，李叔同在文学，艺术，绘画和雕塑上都有一定的成就。虽然出家为僧，但李叔同的情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的。
李叔同出身于天津的巨富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天资聪慧，少年时期的李叔同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李叔同曾经疯狂迷恋戏曲名伶杨翠喜，甚至为她编戏和琢磨唱腔。杨翠喜也喜欢上了李叔同，但后来命运无常，杨翠喜后来被送进了王府里，从此和李叔同失去了联系。李叔同为此伤心欲绝，几乎绝食。
作为传统家庭的孩子，李叔同的父母为了让他早日走出阴影，就为他安排了一桩亲事，李叔同就娶了一个茶商的女儿俞蓉儿，俞蓉儿面容姣好，同时温柔贤淑，对李叔同也十分爱慕。嫁给李叔同不久，她就给李叔同生下了儿子。
然而，李叔同却对这个家里安排的妻子并不上心，他只是为了让母亲满意罢了。维新变法失败后，李叔同和家人来到上海避难。此时的李叔同更是频繁出入风月场所，还曾亲自粉墨登场表演过戏剧。李叔同和才妓李苹香关系很好，经常很晚才回到家，但妻子俞蓉儿却对此十分隐忍，她认为丈夫只是一时的放纵，总会回归家庭的。俞蓉儿的隐忍让李叔同十分感动，后来也经常在家陪母亲和妻子。
然而，随着母亲的死，李叔同的内心又发生了变化。母亲的死让李叔同万念俱灰，他为母亲办完丧事以后就跑到日本留学，整整六年都呆在日本。俞蓉儿一直苦苦等待着李叔同回来，六年后，李叔同带着他在日本的妻子福基回国，让俞蓉儿彻底心碎了。
多年后，李叔同再次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他选择在杭州出家，无论是家人还是日本妻子都苦苦劝他，他都不为所动。日本妻子福基无奈回到了日本，和李叔同再无联系。而妻子俞蓉儿依然在家里等待着他，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俞蓉儿一下子病倒了，1922年就离开了人世，年仅45岁。
可怜俞蓉儿临死之前还想着见李叔同一面，但因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李叔同无法回到天津，二人就这么永别了。
鲁迅的成长故事快乐的童年——鲁迅故事公元1881年9月2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却诞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鲁迅。他的出生给绍兴城(浙江省)东昌坊口的周家带来一片欢腾。�
实际上鲁迅的本名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给他取的。周福清是这个小康人家的大家长，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做官，当抱了孙子的喜讯传到他耳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听，就又改为豫才。到了1898年的时候，他长大了，要去南京求学，又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主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了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周家原来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那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绍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名人物。�
鲁迅的家庭在当时的绍兴来说，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家庭，还有水田几十亩和一些房产，他的祖父在京城做官，是个丰衣足食的安康之家。他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朝南的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土板的天井，就是一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两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被皇上经过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被派到江西金溪县做知事，在那里当官的时候，因为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免职了。在这之后，不得不卖掉田产，到京城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长妈妈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保姆长妈妈和鲁迅朝夕相处，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观念，满肚子繁琐礼节。她喜欢给小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长毛”（太平天国的军队）的传说，说得绘声绘色很能引起小孩子的兴致。使幼年鲁迅对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次，鲁迅从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他很想得到。虽然长妈妈不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东西还是记在心上了。大约10多天或者1个月后，她探亲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在这美妙的世界中陶醉了，也被这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感动了，使小鲁迅深深地记住了劳苦人民的哺育。�
在鲁迅幼年生活里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先生，他就是鲁迅最早的师父。据说鲁迅生于旧历8月3日，和“灶司菩萨”同天，出生那年又是闰年，而且出生时的胎包质地薄，俗称“蓑衣包”。老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就怕难以养大。于是家里人替他去向菩萨“记名”，就是说，报了名，算是“出家人”了。不仅如此，在不到1岁时，还把他抱到寺院，拜龙和尚为师，意思是舍给寺院了，但并非真的去当和尚。做和尚的人自己认为将来能成佛，很高超，但读书人却认为他们不会做官，无家无室，是下贱之辈，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由此得了一个法名“长庚”，也就是长寿的意思。龙师父对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佛门规矩。从龙师父那里鲁迅得到他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并尊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是严厉的，同时也是深沉的。
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他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但是他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他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后来鲁迅又去和另一个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学习。这个人因为屡试不第，神经有一点不正常了，他曾经把“蟋蟀”解释为“虱子”，被族里的人笑话。因为这个奇特的解释，鲁迅就从那里退学了。这两个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
12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先生对鲁迅很好，有一次鲁迅家里的人病了，要用10年的陈米来做药引。鲁迅正为此大费脑筋的时候，寿镜吾知道了，第二天就身穿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很不少，最成片段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极了。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嘲弄地说：�
“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他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那时他还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小鲁迅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刚5岁，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逗他，问道：“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结果鲁迅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早晨要去给生病的父亲买药，上学迟到了。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自己的迟到，就在桌子的角上，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用来警诫自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迟到过。一直到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
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读书多的缘故。�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花了200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经验的知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13岁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更不知道自己会为推翻这个世界而冲锋陷阵。中国将军娶了一日本女护士，后生下一女成乐坛名家，他是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关系日渐拉近，所以也有很多跨国情侣，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在民国的时候，若是有跨国的恋情，那必定是需要慎重的，特别是当时日本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结合向来是要遭到争议的。
不过民国著名的将军蒋百里，他的妻子蒋佐梅就是一位日本人。1882年蒋百里出生于浙江杭州，他的祖父是蒋光煦，因为父亲蒋学烺是先天性左臂缺失被祖父不喜，从小就出家做了和尚，但是长大之后蒋学烺就还俗学医去了，还娶了名医杨笛州的独生女杨氏为妻。
蒋学烺曾经是出家人，所以没有得到蒋光煦的遗产，家里生活清贫，父亲在蒋百里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蒋百里从小聪慧，得到老秀才倪勤叔的教导，因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学习并不吃力，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战争刺激到了蒋百里，从此他就立下志愿，要为国效命，他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1901年的时候，蒋百里接受他人出资去日本留学深造，1905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轻松夺得榜首，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1912年蒋百里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一直想要北洋政府拨放军费，但是北洋政府迟迟没有回应，他愤懑不已，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校长的责任，于是在全校2000名师生面前朝自己的左胸开了一枪。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也需要卧床静养，应当局要求，日本驻华公使馆派了一位军医和一个名叫佐藤屋登的女护士自北京赶到保定对其进行救治。
军医回去以后，就只有护士留下来照料蒋百里，在卧床期间，蒋百里一直有自杀倾向，于是佐藤屋登经常劝慰蒋百里不要轻易放弃生命，要以国家为重，只有活着才能报效国家。蒋百里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对佐藤屋登也产生了爱意，于是蒋百里遵从自己的心意向佐藤屋登告白，但是佐藤屋登一直回避，因为她的父母不准她嫁给一个中国人，之后更是直接回到了日本。
但是蒋百里并没有放弃，他一直给佐藤屋登写信，他表示：“我是因为你的安慰为你而活下来的，若你再不理我，我便要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们家！”其实佐藤屋登何尝不喜欢蒋百里呢？只是因为父母的命令罢了，后来佐藤屋登将蒋百里写给她的信给她的父母看，她的父母也被蒋百里的诚恳打动，于是他们终于在天津喜结良缘。婚后佐藤屋登就冠了夫姓，因为蒋百里喜欢梅花，所以给自己的妻子取名叫蒋佐梅。
蒋佐梅给蒋百里生育了五个女儿，其中的三女儿就是著名的钢琴家和歌唱家蒋英，蒋英的丈夫更是闻名遐迩，是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钱学森。
从李叔同事业巅峰时选择出家，看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何方？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学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采；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
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俳优。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模特自由恋爱，并且成婚。
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
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采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白菜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市长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大师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大师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鲁迅的趣闻逸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鲁迅
近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才发现原来我们心目中的那个鲁迅和历史上真实的鲁迅是那么的不同！我们还是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番评价说起吧。。一九四零年为他盖棺论定的时候，毛主席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毛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六个“最”，由此，鲁迅被毛主席钦点为中国现代第一文圣人，他的文章占了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第一篇幅，而被他骂过的人无一不被钉在了新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先来看看他骂过的几个人：鲁迅所骂的人，基本都是当时地位比他高名声比他响的人。如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等。且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词汇。这个名单中如田汉、夏衍、朱光潜、林语堂、李四光等大家自不必说，37年日本人来了，被鲁迅辱骂成“性变态”的原北大女校长杨荫榆（注意，这个杨校长就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的杨荫榆）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不被日本兵强奸，找到日本宪兵队长那儿斥骂日本人，被日本兵枪杀后一脚踢到桥下；被他诬蔑拿日本经费的陈其昌是在上海搞地下抗日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鲁迅之所以骂人，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专找有名望的人骂，借机抬高自己的名望，就象现在专爱制造并“报料”名人绯闻的大嘴宋祖德，是一种炒作的手段；第二，拖欠了他稿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干什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暴发，1932年发生了著名的128事变，日军进攻上海，鲁迅携全家躲进上海虹口的日租界，当十九路军浴血抗战的时候，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住在虹口的鲁撰文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外面打的火热，鲁迅装做不知，期间他还狎妓作乐，《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请注意，那时普通教师的工资大概是6元/月，鲁迅有钱请个日本妓女“来坐”，付一元，可以想象鲁迅是过着怎么样奢靡的生活）。鲁迅在上海躲战火的地方是“内山书店”，这个内山真实的身份就是象《潜伏》里一样日本政府设在中国的“情报联络站”，鲁迅为什么会在日本对中国开战时躲到日本的情报联络站呢？这要从鲁迅在日本的留学谈起。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网上有鲁迅的成绩单，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有文谈到，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时，成绩不好是“弃医从文”主因，其最好的伦理学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仅60分（难免有照顾及格之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只59.3分，不及格。1906年鲁迅因成绩差而中断了学业，1906－1909年在日本既没有工作，也不必上课，但又逗留了三年，没职业也没家庭资助，但他在东京却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资金何来？其实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职责是密探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动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抗日战争一暴发，鲁迅有资格躲进日本人的情报站了。日本人为鲁迅提供了保护，鲁迅自然就会站出来替侵略者辩护：日据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杀。鲁迅如是为日寇开脱：“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国人被杀是因为素质差，“不认真”鲁迅和日本人的关系渊缘可以追溯到袁世凯时期，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是他们单位第一个签名的，那时的鲁迅是教育口的处级干部，得到过袁世凯的集体接见。鲁迅还是一个自我粉饰的“骗子”，我们学习鲁迅的《藤野先生》，都知道：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聊的看客，因此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大家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时间概念，鲁迅在日本留学是1902年至1909年，鲁迅发表第一篇文章《狂人日记》是1918年，从鲁迅在日本看电影立志弃医从文到写出第一篇文章用了十几年时间，这个转型也实在是太。。。。即使这第一篇《狂人日记》，其实也是模仿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写出来的。所以，鲁迅创作小说根本不是有志于中华民族，而是谋生的手段。生活中的鲁迅其实还有很多让人不齿的地方，比如抛弃为他独守14年空房的原配夫人搞“师生恋”（这当然是人之常情），因偷看弟媳妇洗澡而被亲弟弟追着打到街上怕就不是做大伯子哥该做的事情，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弟媳妇也是日本人，喜欢玩日本女人怕是鲁迅骨子里最大的爱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奉为座右铭的鲁迅名言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根据这两句，党将鲁迅说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这里我们普及一下文化知识，“孺子牛”的典故出自于《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着绳子，让孩子骑着，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鲁迅这两句名言还有后两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因此，在这里，鲁迅所说的孺子牛根本不是指什么劳苦大众，他的真实意思是：我骂你们了，你们不服气，对我进行指责，那我只有横眉冷对，管你们外面世界乱成什么样子，还是回家逗孩子玩吧！这正是鲁迅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态度！真实的鲁迅，说他完全是一个汉奸或日本间谍可能有些过份，但其实他就是一个既无民族气节、又无做人道德，贪财好色、睚眦必报的文学流氓！李叔同出家后，日本妻子在寺庙外跪了3天3夜，为什么他依然无动于衷？
“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林语堂
李叔同这个名字大约很多人听着耳熟，却无法确定的对上号。这么说吧，《送别》这首歌总听过吧：“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没错，这首歌就是他写的。但他的造诣远不仅如此，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全面开花，一人抵百家。
他的天才之名是林语堂钦点的，他在近现代中国绘画、音乐、话剧等方面的推动作用是众人所认可的，连鲁迅都对李叔同的墨宝趋之若鹜：“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不过张爱玲对他的形容倒是有些奇特，用“谦卑”来形容自己：“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这个弘一法师指的就是李叔同，那他的寺院围墙外面是啥？是他那跪了三天三夜却无法挽回丈夫的日本妻子。
李叔同出生在1880年，祖上颇有资产，乃是天津地区的巨富，幼年就受到了佛法的熏染。一般的富豪之家只要不是那种特别不靠谱的，基本上在后代的教育上都是比较肯进行投资的，只不过毕竟家里有钱，沾染上几分纨绔作风也是再所难免，李叔同正是如此。
年少的时候李叔同喜欢上了一位叫做杨翠喜的名伶，当时追捧杨翠喜的公子哥特别多，但她偏偏对才华满腹的李叔同上了心。为了杨翠喜李叔同也是对戏剧花了一番苦功夫研究，也算是意外激发了他在戏剧上面的成就。
但杨翠喜再有名，李家也不可能真让李叔同娶她为妻，于是在李叔同18岁那一年，他的母亲给他安排了一位茶商家的女孩俞氏为妻。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值新旧思想发生碰撞的时期，为了接受新的教育，1905年，26岁的李叔同在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将俞氏跟两个孩子留在天津，自己前往日本留学。
民国时期的文人大家都懂，虽然很多碍于父母礼法不得不娶一个他们所满意的妻子，但一旦他们有机会独自在外的时候，总会恋上其他更吸引他们的女子，李叔同也是如此。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李叔同依旧多领域发展，他既能在话剧中扮演女子，也能画出最为绚烂的画作。
李叔同在日本的时候学的是西洋画，我们都知道西洋画作画大多需要实物对照，尤其是画人物更是需要专门的模特，给他送饭的房东的女儿福基就成了他的灵感缪斯。李叔同倒是渣的明明白白，他跟福基在一起后告诉福基自己在家乡其实另有妻儿，但已经沉沦在感情漩涡的福基怎舍得抽身？
1911年，李叔同正式回国，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日本妻子福基。俞氏这个时候才知道他另有日本妻子，可是除了接受还能怎么办？从此李叔同拥有了两个家庭。
还记得开头说过的李叔同自小受到佛法浸染吗？或许是什么都有了，所以就什么都不在乎了，1918年，李叔同不顾妻儿们的阻拦，毅然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从此世上再无李叔同，只有弘一法师。
俞氏至少还有娘家，还有孩子，可是福基有什么？她义无反顾跟着李叔同来华，李叔同不要她了，她就什么都没有了。福基跪在寺庙墙外整整3天3夜，但李叔同始终无动于衷，福基懂了，自己真的无法再挽回丈夫。
有一部关于李叔同的电影名为《一轮明月》，开篇就是一汪西湖水，两条小舟对立而停，哀伤的日本女人说：“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对面的僧人只一个“好”字。她唤他：“叔同”，他却说：“我叫弘一”。离别之前日本女人问僧人：“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僧人答曰：“爱，就是慈悲。”
他是高僧，是众人称赞的名人，但唯独是感情上的逃兵，对不起俞氏，也对不住福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