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其实有一则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国际新闻是可以讨论一下的，那就是德国的某个大型产业工人工会，在与雇主协会的谈判中赢得让步，为德国的90万工人获得了每周只工作28个小时的权利。这乍一听上去会觉得非常夸张，但其实这里的所谓“28小时工作制”只是一个临时的状态，指的是雇员可以在为期最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将自己的工作状态由全职改为兼职，每周工作时间由35小时下调至28小时，也就是三天半，以方便在特殊时期省下时间，回家照顾刚出生的孩子或者年迈生病的老人。
主导了这次谈判的德国金属业工会（IG metal）为工人所争取的，其实就是在保留雇佣关系的前提下，由雇员自主决定进入全职或兼职工作状态的权利。IG metal原本还主张哪怕在兼职状态时，雇主也应该按照全职的标准发放工资，但是没有如愿。坐在谈判桌另一头的德国西南金属电气雇主协会最终坚持了工作多少个小时就拿多少个小时工资的底线，另外只要工人自己愿意的话，最长应该允许他们工作40个小时而不是此前的35小时，鼓励多劳多得。这也是企业一方在这次谈判中获得的成果，这个行业协会涵盖的知名企业包括有戴姆勒-奔驰、保时捷、博世等等。
然而即便如此，即便最终的条款是工人与企业双方共同同意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德国企业还是会不得不为之付出更多的代价的。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虽然说企业只需要为参加了工作的工人支付工资，按时长付费；但是如果手下有一批工人临时退出全职状态，这种退出又是非计划性的，那么企业就只能另外雇人增补，而这一部分多出来的麻烦本来就会是一笔相当巨大的人力管理成本。虽然说这次的谈判具体只覆盖了90万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特定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但是德国金属业工会在全国有390万会员，他们未来也很可能会参与这样的安排。另外德国的立法界也在密切观察，如果效果好的话很可能会在全国推广，这种社会市场先行、国家立法跟进的模式在德国是不乏先例的。
德国的企业为什么会同意这种在自己的立场上并不乐见的条款？这自然是和德国劳资间权力关系移转的大背景有关的。去年德国的经济增速达到了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峰，失业率更是达到了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点，连5%都不到，可以说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极低的失业率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居民就业充分，但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其实企业在招募充足的人手上已经会遇到许多困难了。招工的岗位多、求职的劳动力少，优待雇员的行业政策自然就会应运而生。事实上德国的工会组织在要求提高工人待遇的问题上，历史上素有克制的名声，例如本次的IG metal，在过去三十年间就从来没有发起过全国性的罢工以“勒索”企业。在此前的十年时间里，德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长只有区区0.81%，远低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这一轮改善工人待遇多少还是获得了德国社会的总体共识的。
但是，“临时28小时工作制”究竟还是要远比仅仅增加一下工资更加麻烦与更具风险的方案，德国社会为什么会对之持欢迎态度呢？人口出生率极低、新增劳动人口少，这几乎是所有发达社会甚至是还在努力进入发达工业化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巨大问题，像德国这样的发达西欧国家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陷入这样的困境了。鼓励生育意愿的政策努力通常都是杯水车薪的，养育子女的巨大成本对父母生活品质的折损才是更有说服力的因素。引进移民是另一个选项，如今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比二十年前更加友好不是没有原因的，但这也伴随着同样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相比之下，如何在既有的劳动力人口中最大化地挖掘潜力，反而会成为最能立竿见影的手段，各种倾向劳工立场的政策措施其实都带有这样的考虑。
这次的德国“临时28小时工作制”就是处在尚在博兴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大原则框架下的一项新举措。企业、社会、政府共同为提高劳工的工作生活品质创造条件，尽量避免让工作与生活成为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生活出现困难了，企业能够允许雇员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好，同时又不用辞掉自己的工作，而是暂时维持一段时间的低工作投入，这种“家庭友好型”的企业文化正在越来越成为德国社会鼓励的风尚。根据估算，目前有330万的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是为了在家照顾孩子的原因而完全放弃了工作的。如今德国社会努力的方向，就是尽可能降低育儿的成本、减少兼顾家庭的困难，以鼓励青壮年人口走出家门回归工作岗位。早已积累了多年经验的德国社会大概非常清楚，让居民被迫在工作与家庭中选择某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注定是得不偿失的，要不就损害经济增长，要不就伤害人口结构。既然如此，还不如让本来就更具力量的企业、社会、政府来承担更多的成本，而将工作生活平衡的自主选择权利交还给大众，为兼顾创造条件，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要求人们应该做些什么。
以上就是德国工人的“28小时工作制”？的全部内容了，但愿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