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其涵盖面广，包括疾病、失业、养老和护理等多方面，以及既不完全放给市场，也不“过度”依赖高税收，而被视为值得学习的对象。
不过这是有条件的。比如在这个老太太的例子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她的养老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在现行养老制度下，个人在退休后每月可获得约退休前月工资收入的70%作为退休金。这不宽裕，但还算体面。
但这只是一个简化下的“约等于”。而且，对个人来说，谁获得以及怎么获得，要根据家庭情况，比如，婚否及婚史、夫妻双方是否都曾工作、工作时间多长、收入如何等来进行一套复杂运算。
德国的养老制度以家庭为计算单位。这套算法体现在这个老太太的养老金问题上就是：如果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工作（在所谓的“男性面包争取者”的模式下，这个人通常是男性），那么在此人退休后，他会“按照惯例”，获得他那份70%的退休金。但实际上，这一笔钱并非他为自己获得，而是为作为“社会生产单位”的家庭获得。即这笔钱理论上将由他和配偶共享。
但这个逻辑在“男性面包争取者”死亡的情况下会得到改变：如果“面包争取者”早于其配偶离世，那么其配偶将不能获得全部养老金，而只是养老金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时候“家庭单位”的算法又行不通了呢？因为还有一套“先贡献再索取”原则：工作的人不仅对社会生产做出贡献，也对养老金这个“存钱罐”做出贡献。你今日工资里上交的那部分养老保险，先存入社会这个大存钱罐，好在日后你需要的时候取出来。如果你没工作，那么你就没有“存款”。
当然，这也会看在配偶作为“单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份上，对你有所照顾——养老金的多少是遵循所谓的“收入地位”及“贡献率”而决定的。换句话说，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整个家庭的“收入地位”和“贡献率”，而谈及个人权利这类“社会公民权利”之时，则要看你本人有多少“存款”。
当然，女性妊娠及在一定年龄内抚养子女可以折算为工作，这一部分“工作”也算作贡献。这算是对“男性面包争取者”模式下女性的安抚及对家庭这种模式的鼓励。
然而，西方福利制度建立在“社会公民权利”的概念之上，而后者的政治哲学出发点原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而并非作为“社会机制”的家庭。在制度顶层设计时从“社会公民权利”出发，在结算时以家庭为单位，在实际返还时又按“个人贡献”，逻辑上颇有脱节之处。
直白地说，你之前通过家庭对社会这个大“存钱罐”所做的贡献，在某些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是“白交了”。也不能说是完全白交，毕竟你还能获得配偶月工资70%的一部分，不过那就很少了。而这就是那个老太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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