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版劳动法，其中一项规定，从2017年元月1号起，法国员工下班后有权切断网络，以便屏蔽与工作相关的电话和邮件。有意思的是，这项“网络切断权”不过是夹在若干条款间被一并推出的，也算不上改革的重点，在后续讨论中反而成了热度最高且备受肯定的条款。千里之外的中国人也对此“心有戚戚”，表现出眼红、哀叹、不屑等各种情绪，超时加班、微信工作群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已成为不少企业的潜规则。
“24/7体制”与捍卫休息权
按理说，8小时工作制之外的休息本就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今却需要新的补偿性法规替劳动者排除障碍，可见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不证自明，而且早已不是一时一地的弊病，“环球同此凉热”。
回顾历史，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新问题，从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两者始终处于互相争夺的状态中。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以“24/7体制”为名，对此有过详细阐述。“24/7体制”，指的是24小时／7天全天候。他认为，由于人类的生理属性和文化传统，人类的生活依赖于循环节奏和一系列固有的界限，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工作与休息。同时，资本积累的逻辑希望打破一切“自然”的界限，全天候不间断的劳动和消费是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可是，无论是人类生活的固有节奏，还是资本积累的贪婪逻辑，一时间都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因此展开了漫长的、此消彼长的对抗。
“24/7体制”描述的社会状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上述重要的界限正在被迅速地抹除，人类生活被刻入普遍性的无间断状态中，受持续运作的支配。虽然克拉里重点阐述的是睡眠和清醒的关系，但是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同样集中了表现了“24/7体制”的特征和强度。
不少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的著作都描述过当时超时工作的惨状，每天劳动16小时工人（甚至童工）的现象比比皆是。资本家不久却发现，如果工人们没有足够时间和营养用来“休养生息”，反倒会降低生产的效率。同时，随着工人日渐结成拥有共同利益的组织，阶级意识高涨，针对改善自身劳动环境和条件的社会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因此，无论是8小时工作制，还是双休日，都是劳动者不断斗争的成果，与资本主义的支配力量所达成的暂时妥协。
20世纪以后，在后工业时代，各种白领工作大量出现，如办公室文员、广告策划、商务咨询等，其生产工具变成了各种文书、电话、打印机、传真等。无论是工厂工人还是20世纪前期的新白领，由于生产资料牢牢框定在工作场所中，离开工厂或办公室，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可是，8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对弹性劳动力的要求，白领工作的工具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的固定电话、台式电脑、有线网络都是属于雇主的财产，绝大部分工作内容必须在办公室完成。如今，智能手机功能应有尽有，笔记本电脑已轻便到可随身携带，无线网络已成为各种空间的标配。这些技术条件给人们提供众多方便的同时，也有可能把人无时无刻绑定在工作上的危险。诚然，没有铁人能做到不间断工作，但至少不存在任何时间地点不能进行电话会议、收发邮件和制作PPT。另一方面，驯服、合格、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早已不是衡量劳动力优劣的标准；弹性劳动规定，灵活、自愿、投入才是优秀劳动力具备的素质，加班不再只是无奈或强迫，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了一部分员工的主动选择。
至此，“24/7体制”又一次占据了上风，白领工作已经成了重灾区，员工下班后也必须得打开电子设备随时待命，不得安宁。虽然8小时工作制是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但是已形同虚设，有的公司明目张胆，利用业绩竞赛或情怀动员鼓励加班，其他的公司索性打擦边球，给员工布置超量的工作内容，不加班加点就无法完成。
可是，资本主义的同质性力量从来也不可能横扫一切，劳动者和相关机构也不可能完全坐以待毙；心甘情愿加班，真正达到弹性劳动标准的员工也总是少数，大部分劳动者都清楚，主动加班的受益人只是老板，不可能是自己，便都以疲劳、抱怨、抗议来回应“24/7体制”的强制。
因此，本次法国劳动部提出的“网络切断权”可视作对“24/7体制”的（有力）回击，敦促雇主采取措施，将数码工具的使用限定在工作时间内，回救性地重新确定工作和休息的区隔，将休息再度明确为劳动者必须得到捍卫的正当权益。
当地时间2016年5月17日，法国巴黎，民众示威抗议劳动法改革。
“网络切断权”的有限效用和新的斗争目标
面对“24/7体制”步步紧逼，无论是法国劳动部的举措，还是中国网友“羡慕嫉妒恨”，都不过是权益受损时的自然反应。但是，“网络切断权”的来由，能惠及多大范围的劳动者，在什么意义上使劳动者摆脱“24/7体制”的强制力，这些问题反而可能在一片或艳羡或不以为然的反应中隐而不显。
显然，最拥护“网络切断权”的是大城市的白领阶层，其工作工具和性质决定了，断网以屏蔽工作真的能落到实处。可是，白领不过是城市里职业的一种类型而已，不同种类的工作与网络办公有着轻疏远近的关系。一些职业并不太依赖电子产品，如促销员、餐厅服务员；还有一些工作与电子设备更紧密地绑在一起，例如离开了电话就无法准确送货的快递员。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往往超长且不固定，因而更深地陷入“24/7体制”的宰制中。“切断网络”对他们而言，不是一句空话，就是毫无实施的可能。此外，“网络切断权”产生效力的前提是正规合法的劳动合同。可是，无论是非法移民激增的法国，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的中国大城市，缺乏相应合同或保障的临时工已是难以忽视的事实。大部分低端服务业工种却是由不稳定就业覆盖的。因此，“网络切断权”在保护一部分劳动者的同时，更多人的权益问题有可能自动隐形。
即使全体劳动者下班后拒绝一切工作，“24/7体制”会遭到更多的颠覆吗？正如克拉里所言，“24/7体制”不仅延长工作时间和扩大工作空间，还企图利用消费占据人们的休闲时间。网络购物、点餐、刷社交媒体、看在线视频等难道不是人们下班后惯常的活动吗？工作只是“24/7体制”发挥破坏力的一个领域，关闭网络并不能自动自绝于无休止的资本主义。如果过分夸大“网络切断权”的效用，很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上班时工作强度陡然增大，下班后身心俱疲，以便切断网络全身心投入到消费中。
工作时倍感压力，下班后也无处遁逃，劳动者似乎看不到改善境遇的希望。虽然切断网络不是一劳永逸的救世良方，但是至少在明确劳动者的部分权利的同时，指明了未来改进的可能方向。
简单检索后发现，去年3月法国劳动部已经推出了改革草案，各项条款对劳动者极为不利，随即爆发了长达半年的街头示威抗议，甚至跟警察发生了激烈肢体冲突。国内媒体也做过追踪报道，但鲜有人将2017年生效的新规与去年的抗议联系起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项权益是政府和资方“大发慈悲”。权益从来都是斗争而来的，即使大规模示威游行不是斗争的唯一形式。
有人指出，中国劳动力过剩而岗位短缺，在竞争上岗的情况下，“网络切断权”怕是遥遥无期。实际上，无论是竞争上岗还是争取休息时间，我们的思考单位都囿于个人。有趣的是，去年法国的抗议活动中，不乏退休职工的身影。他们认为，捍卫劳动条件不应只是年轻人的任务。面对资方的强大势力，个体劳动者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即使通过单枪匹马的斗争暂时争回了些许权利，没有牢固坚定的联合，之后资方也能巧立名明目收回失去的利益。甚至，在把工作当作个人成长的台阶这类的强大逻辑下，指望通过工作改变个人命运，心甘情愿加班就变得理直气壮，渔翁得利的只可能是资方。因此重新想象和组织劳动者的联合是当务之急，即使不采用工会之类的传统组织方式。
对于中国的劳动者来说，职位竞争是冷冰的现实，遭遇严酷剥削或政策不公，也缺少大规模抗议的条件。全社会都沉浸在方便、效率、快速的幻觉中时，一部分人的休闲背后一定是另一批人更艰辛的劳动，切断网络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只是杯水车薪。工作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期望法律的突然降临，也不可能押宝在任何特定的顶层设计。只有树立包括休息在内的一整套权利意识，只有尊重更多类型的劳动者的休息权，只有对建立在快速方便至上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反省，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才不至于流于琐碎或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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