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华侨刘少尧命案牵动着法国华裔和亚裔的心，也让不太受到关注的法国华裔和亚裔移民走到了聚光灯前。无论这一事件走向如何，对法国社会来说，来自前殖民地和其他中东、北非的穆斯林移民问题才是法国社会重点关注所在。移民何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他的《法国人》中，专门用一章内容讨论法国社会移民问题的由来。
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整个法国社会，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二十年来在面对移民问题时，一直未能拿出一个务实的、节制且宽宏的对策。
如果我们依旧只通过二元的方式区分移民和国民的话，我们就无法加深对移民问题的理解。为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我们首先应确认三类群体的存在：来法国定居的外国人、刚刚取得国籍的法国人，以及法国原住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两类人群——也只有这两类人——会互相融合。
在阿尔及利亚各省和以塞内加尔为代表的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运动的进行让很多人的境地变得模棱两可。这些人此前依据法国法律的要求一直拥有法国国籍，然而眼下，他们又即将成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公民。不过对于那些已经前往法国生活的殖民地住民来说——尤其是那些曾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人服务过的当地人，当他们逃往法国避难后，他们还是有权为自己及自己的后代们继续保有法国国籍的。
当地时间2013年10月28日，法国加来，慈善机构SALAM每天为当地移民群体发放生活必需品。该慈善组织由300多志愿者组成，除了食物外，还发放衣物、药品等等；这些移民则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
然而对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前往法国公司所属工地工作的工人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起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着在工作几年后凭借攒下来的钱回到原来的国家继续生活，然而事实的压力让他们逐渐改变了观点。法国与他们的国家相比，在生活条件与社保水平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况且他们的子女已开始在法国接受教育，这些客观状况迫使他们希望延长自己的长居时间。直到再后来，很多人索性申请了法国国籍。考虑到这部分人来法定居的客观情况，我们应该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解决措施。
这一新式移民状况与此前的移民相比，有着两方面的不同：首先，这些移民均来自于同一地区；其次，在他们背后所暗藏的，是一波非法移民的浪潮。移民者来法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融入法国社会，他们只是不想再继续忍受原来国家的失业和穷困。他们一心想改善生活条件，这是他们的最高诉求，只要能实现这个目标，要他们去哪里都行。
这一移民浪潮以及因它所引发的伴流导致了新移民问题的产生。在此之前，法国的入籍申请人在忠于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均表达了自己及其家人要求融入法国社会的意愿。他们已准备好成为法国社会大家庭的一分子。
然而，来自马格里布地区和西非地区的新移民都有其宗教文化信仰，那就是伊斯兰教。他们坚持自己独立的身份，拒绝通过任何形式融入我们的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文化体系中。
相对而言，先期来法的移民人员是少数的，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大都处于受迫害地位。然而新式的非法移民在国人眼中，却有如一个大水箱，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面对这种新式移民动向及他们自身的文化态度，法国人担忧他们对本国文化及民族性带来的影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直至20世纪80年代时，国人的这种担忧还一直仅限在理性的框架内。它之所以还没有越界，是因为此前的各届政府都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体量，并致力于寻找正确务实的解决方式。
在那时的民众看来，移民问题其实已开始得到了理性处置，仅需密切关注下去即可。尽管极端党派试图将移民问题作为选战的辩题，民众却毫不买账。1974年，国民阵线的党首参加了总统大选并取得0.74%的支持率。经过了七年针对移民问题的有效治理后，1981年时的他便选择放弃了参选。尽管他宣称自己支持另一位极右党派候选人，但结果显示，后者也只获得0.3%的选票，并迅速被淘汰出局。可以说，这一次法国再没有出现排外的选票。
1981年大选结束后，移民问题已在系统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在一部分公众心中引发了持续的担心，害怕移民政策会对法国的民族性造成冲击。另外，此前在政坛已销声匿迹的极右势力，这时也找到了寻求政治突破的机遇。
第一项引发民众担心的措施就是赋予外国人选举权。需要清楚说明的是，这里的外国人并不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法国国籍的人—如果真的是这些人的话，他们会自动获得公民选举权；而 是指是那些在法居住，但持有他国国籍的外国人。1981年，社会党人士在克雷泰伊组织游行，呼吁国家将选举权赋予那些已在法国居住三年以上的外国人。随后，这一动议正式被新一届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
至于密特朗本人，他仍在悉心填烧着这团火焰。1988年3月，他发表了《致法国人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自己深感惋惜的是，我们的道德状况不允许赋予外国移民投票权，让他们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类政治决策进行监督。”
当地时间2015年6月14日，意大利文蒂米利亚，移民遭到法国警方拒绝入境后在边境等待，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一名男子在乘船钓鱼。
获得居住证后，非法移民们就可以合法进入就业市场，并会自动获得大部分社会保障权益。这项措施最大的弊病在于，移民申请者们从此清楚了成为法国人所需的一条龙做法，即那个人尽皆知的三部曲：首先，要设法非法偷渡到法国；接着，通过自动“正常化”措施将自己合法化；最后，享受与法国公民一样的全部社会和家庭服务。随着这项措施的实施，消息在相关人群中迅速传播开来，于是，所有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偷渡到法国去。
与此同时，政府在1981年11月25日取消了旨在鼓励移民劳工归国工作的援助措施。
不论上述措施的实施到底是出于何种理由——这其中肯定少不了对竞选的考虑！——其对国家最主要的不利之处在于，这些粗暴的手段已将一个敏感的问题引向了歧途，那就是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国家民族性的维持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此前既没有进行过思考，也未予以答复，而法国又是这样一个拥有中等规模人口的国家，它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文化已变得非常脆弱。
一些思想团体和宗教领袖的表态更加剧了这份混乱，他们表示，法国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种文化应于其中处于并行地位，而不应一味寻求共同文化的存在。这样的说法若换作是在茹费理的时代，肯定会让学校的教员们愤慨不已。茹费理本人从1880年开始到1914年之间，一直致力于向国家第一批在校小学员们灌输这样一个信念，即他们都拥有同样的历史（“我们的高卢祖先”），所有人都团结在同样的爱国信念中。此外，这样的想法还会导致一个额外的弊病：它完全脱离了对移民文化进行融合的政策。但别忘了法国社会过去曾陷入过四分五裂的状态！
我们已经渐渐远离了20世纪初年的往事，忘记了当年接纳波兰和意大利籍移民时所采取的那些动情的举措。在这些移民的回忆录中，他们均表达了希望融入法国社会的强烈意愿，那时的法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热情的和宽容的存在。然而，我们后来的移民导向却几乎从未征求过人民的意见，尽管依据1958年宪法的规定，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但恰恰与我们的民主原则相悖的是，没有人想知道民众在这一事关未来的问题上的看法。媒体、教会，以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在他们看来，政治思维单一化与经济全球化都是一股浪潮，终有一日，各种脆弱的特殊人群情结都会在这浪潮下被吞噬。
当地时间2017年2月9日，法国卡昂，警方清理一处难民营，撤离生活在内的移民与难民。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一个问题上未能进行有效区分，那就是移民和长居法国的外国人之间的异同，这使得对移民问题的正确理解更加变得不可能。时下，经济不景气的大潮波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非洲。如果我们对待移民问题施之以错误的慷慨的话，此刻只会在国人脑海中产生邪恶的罪念。此外，我们同时也忽视了一点：只拥有世界百分之一人口的法国，其行动空间是极大受限的。我们过去打击非法移民的手段，无非是以极不人道的方式一概拒绝，但这实际上是拒绝了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应对经济危机的可能。
1999年，共产党和社会党人提交了“关于在宪法层面确定外国人参加市政投票的条件”的提案，这份提案委实让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公民身份与选举权是紧密相连的。目前，在欧盟范围内已经出现了“欧洲公民”这一新概念，他们拥有在域内自由定居和往来的权利。考虑到这一状况，同时依据这类人在法定居的年限，法国从2001年的地方选举开始便决定赋予他们正式的投票权。这份权利具有排他性，取得投票权的欧洲公民将被禁止参加其他国家的选举投票。至于“外国人士”，也就是说那些非欧盟居民，社会党在这份提案中不建议授予这类人法国公民身份，但仍赋予他们投票权。
我们的现任领导人依旧自困于单一化的政治思维所导致的矛盾中，加上他们一贯的自我防卫战术，这一切都给法国人贴上了排外的耻辱标签，而这种排外感又要为一切的失败负责。但他们已忘记了，在1981年之前，“排外”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政治表述中，它也并非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也忽视了一点，从1975年开始，正是基于许多法国人的卓越努力，大量的越南、柬埔寨及后来的智利难民才得以前往法国谋生。法国接待的难民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每当政界人士处理移民和种族主义问题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他们常常为图便利，将移民问题与种族主义和希特勒德国的极端排外主义进行直接比较。这样的类比是有失确切的，其相关建议和结论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今天，人们面对移民问题时所做出的反应却是另外一回事。本质上，它是出于一种担忧，害怕移民的到来会破坏他们既有的生活条件、居住方式和社会环境，甚至会再度对他们的文化进行冲击。当人们意识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人口新态势后，这种担忧便会持续发酵起来。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一些蔑视行为的发生，甚至是引发仇恨，然而它们却和纳粹的鄙夷态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不是为他们进行辩护，因为纳粹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基于自身优越感的狂热，而对这些原住民而言，他们的表现正如阿尔封斯·都德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一种弱者的愤怒。
我一再强调合理对待移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主张同其他欧洲盟国一起落实“量化”移民政策，这是因为我非常忧心于人们以往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拒不讨论的做法。个人是很容易做出表态的，他们也常会满足于媒体的反馈，然而这无益于治愈民众心中的恐惧。此外，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欧洲国家，那些自感深受威胁的民众可能会做出很多不可预估的反应，对此，我们亦无法予以排除。当代欧洲最为令人尊敬的人物之一——前德国总理赫尔莫特·施密特——最近曾向我透露过一个阴暗的预言：“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正确且理性的对策的话，暂且不说二十年，就在五十年内，恐怕各地的极右派政府就会纷纷上台，那时的欧洲注定会分崩离析。”
当地时间2016年10月28日，法国巴黎，移民在巴黎的一条大街上搭帐篷生活。2015年，100余万难民为了躲避战争与贫困从中东、亚洲和非洲移民到欧洲。
法国应该保持自身开放的国家传统，同时也要坚持其民族性。开放应该是多元多样的，不应拘泥于单一民族根源，只有这样，这些移民文化元素才能更加丰富法国文化的内涵，一如旧时的那些移民所做到的那样。舶来品的到来并非是为了替换我们的现有文化。法国的文化演进过程其实是建立在其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力之上的，并非依仗于多样文化的并存。
这要求我们实施“量化”移民政策，对各年度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人口数量分配限额，同时对移民人员的职业背景也要进行配额控制。通过对外来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程度的观察，我们要周期性地对上述额度进行调整，这项工作须与我们的其他欧洲伙伴共同协商完成。至于向移民人员发放居住证与劳工证的工作，则属于我们的内部工作范畴。
我们的一项最核心的任务，也是最需要倾注情感并集中政治努力的工作，在于让那些新近取得国民身份的法国人迅速融入法国社会当中，尤其是对他们的子女而言。需要承认的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尽管已经有许多人在法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成果却并不能让我们满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因为它要求走完一个完整的教育循环。只有尽早结束非法移民的浪潮，让合法移民的进程不再开倒车，并以此淡化社会文化层面的紧张空气，我们才能够指望这种融合取得最终的成功。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当一个社会的移民人口数量达到某一阈值之后，他们的社会融合欲望就会下降，甚至会完全走向反方向：他们开始谋求自我抱团、自我聚拢，并通过保留自身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做法，维护自己族群的身份特质，这样一来，社会融合进程就会完全中断。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情况发生，开启非法移民遣送工作就势在必行，无论它会怎样触碰我们敏感的神经。法国完全有能力组织起这样的人道遣送工作，无论如何，这项工作都不能走向失败，否则，非法移民潮马上就会开始反扑。
一旦非法移民行为得到了有效遏止，这些法国社会的新公民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因。对此，我们的教育体系、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各类文化体育社团都要热情地发挥出自己的贡献，向这些社会新成员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新公民凭借其聪明才智，完全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进行服务。他们的贡献不应只存在于体育层面——比如像齐内丁·齐达内和他的父亲那样；他们也完全能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如经济和社会领域。这其中，女性会发挥着她们自身独特的贡献，她们抚育子女时所表现出的贤淑、慈爱与无微不至，都是整个社会的财富。
威胁源自于两方面：首先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它源自于我们人口优势的衰落，不过同时，它也源自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压迫。这种压迫旨在扫除阻碍全球化进行的一切障碍，包括商业性障碍和文化障碍。前者在实际操作中业已清除殆尽，至于后者，它多是发端于一种语言或音乐的传播。时至今日，我们又有了民族性障碍，对此我们不能将其称之为一种阴谋，我们也根本找不到那只无形推动的大手，只能说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优势性因素决定了这一点，那就是对利益的追逐以及通信的便捷。如果有人在担忧全球化带来的平均效应的同时，却又致力于根除其行动目标中的民族性特质的话，这无疑是非常奇怪的。
若想在理性移民政策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首先要在民族性的感知和认同方式上取得统一。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清点需保护的遗迹清单一样，很多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也应得到我们的悉心维护。这种态度也应在其他很多颇具分化效应的问题上得以显现，如对“文化特例”的认同，对饮食文化的实践，对体育成就的自豪，以及对法兰西语言的捍卫。此外，还应加上外来移民对法国强烈一致的归属感——他们来自地平线的各方，他们永恒地定居在了这里，在这块全世界最神奇、最人性化的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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