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台路由器发明者、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曾经的国务院教育部的官员、985工程办公室主任、211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这些头衔在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心目中却没有一声”老师“来得满足。对于外界抨击”211“、”985“工程所造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他表示：“在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条件下，做了当时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时代发展，就否定了当初的成果”。
高校建设“双一流”不是突击手段
南都：今年初，教育部发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你认为，建设“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尧学：我认为，“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扎根祖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的高校。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领导，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什么是一流大学?首要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这是一所大学最基本的定位。其次是坚持立德树人。中华民族的大学如果培养出的人不热爱国家，不热爱这个民族，培养出来也没用。培养人的标准很简单：热爱祖国，对国家、民族、家庭都有责任感，有知识能力和创新精神，有文化自信。专业人士还需要有一技之长，要有创新的方法和技能。简而言之，中国的”双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成果，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软硬环境，包含制度和文化。
中国的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对接国家和地方需求，国家和地方的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大学来提供智力支持，使得中国能够从一个技术模仿国家变成齐头并进、超越的国家，大学需要发挥作用。
南都：中南大学有希望入选“双一流”吗?对此，学校做出了哪些努力?
张尧学：“双一流”建设永远在路上。围绕双一流的目标，中南大学在不断努力。我不敢说说我们一定能进入”双一流“，但肯定有希望。
学校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软环境建设，都是以三个“一流”为中心：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一流的软硬件环境和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解决好他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学习问题和生活问题，这就要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大量提供奖学金和生活补助，不让一个穷学生失学，不让任何一个穷学生感到生活困难。比如食堂，学校每年拿出1000多万补充学生伙食;再比如住宿，近年学校每年最大的基建支出就是改善学生宿舍。
教师和学生都生活愉悦、能畅所欲言。为了让大家敢于说话和参与学校管理，学校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类似人大代表的角色，由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一起组成，通过不定期和定期方式反映学生意见，解决问题。二级学院和相关学科成立教授委员会，参与绩效分配、进人、职称评审等方面的管理，都要通过教授委员会讨论，从而再报学院党政部门。
科学研究方面，学校每年拿出上亿经费启动项目，专门对学校已有的特长方向和新的学科与国家需求对接。整个学校采取不问成果，只建平台的方式，科研成果就是水到渠成。
南都：这些改革都是为了应对”双一流“建设吗?
张尧学：不是为了应对”双一流“。即便没有评上”双一流“，我们也会继续坚持改革。我们很重视”双一流“，但”双一流“只是目标，真正重要的是建设大学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突击手段。
南都：此前曾有高校为了评估而造假。你们会不会这样?
张尧学：中南从来不造假，以后也不会。我们追求的是自然过程。当你建设好了环境，尊重了人，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不是下指标就能完成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建立平台、形成制度，形成独特的文化传承氛围，不追求”帽子“。
实施“211”“985”出现快慢差异不是弊端
南都：与此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工程不同，“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条件将引入“滚动淘汰机制”。这对学校而言，是利好还是不好?
张尧学：我还没看到摘”帽子“、戴”帽子“的文件，据我所知，目前国家也没有公布具体名单。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拨款机制有所变化，哪些学科急需发展，可能就会拨款。。
以前”985“、”211“工程也是资源投放，但是先戴”帽子“再给钱，学校入围了两项工程才能得到拨款。至今为止，给的钱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延续痕迹。这回戴不戴”帽子“不知道，但是先给予学校、学科拨款支持。
南都：你曾任985工程办公室主任、211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目前来看，当初制定这两项工程的目标达到了吗?
张尧学：我认为达到了，给中国高校带来了很大变化。中国高校目前在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得到了国际认可，学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承认，“211”、“985”功不可没。当然，时代在发展，当时是一种探索。回过头来看，两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固然出现了难以避免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时代变了，就否定当初的成果。
南都：“双一流”的建设过程中，如何规避此前211、985曾出现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张尧学：两项工程的实施的确使得高校发展出现了快慢差异，但不能说这就是弊端。但当时国家整体财政收入完全不及现在，只能说在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条件下，做了当时该做的事。如果当时不集中力量支持一批大学，而是广撒网，所有大学就能齐头并进全部发展吗?当然，不可否认，个别大学确实因此受益而急速发展，但也确实培养出了杰出人才。
校企分家不会影响学校财政收入
南都：高校“去行政化”已提出六年有余(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目前进展如何?本校内部是否还存在行政级别?
张尧学：实话实说，中南大学仍存在行政级别。我认为，去行政化本身就没有共同定义，各有不同理解。我认为，其中最核心的是加强管理服务，让行政管理更好为学生和教师服务。哪个单位没有行政管理?去行政化和不要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就高校而言，行政级别可有可无。没有行政级别可能更好，但这需要改变国家大环境，否则，如果一个单位或大学提出不要行政级别，出门可能寸步难行，党委书记和普通党员不分级别，也不符合社会大制度、大环境。
南都：如果去掉你的行政级别，你同意吗?
张尧学：我肯定同意。但问题是，我怎么工作?校长如果和普通教师级别一样，谁来管理谁呢?是不是也需要有管理方和被管理方?
南都：目前，中南大学有校办企业吗?大概有多少家?
张尧学：具体有多少家企业，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估计至少100多家。但这不能单纯叫”校办企业“，不同于早年的学校全资控股，现在是学校控股或参股的企业。这种企业，每所学校都有很多。因为教师需要科技成果转化，转化时，要么给钱、要么给股权，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学校控股或参股的企业。
南都：这些企业每年为学校带来的创收大约占学校收入的多少?
张尧学：创收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把教师的科研成果通过企业转化出去。至于企业的创收，湖南全省GDP的1%是中南参股或控股的企业贡献的。
但学校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并不多。这类收入占学校财政收入的比例非常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却不能不要，因为科研成果必须要转化，否则科研投入就打水漂了。
我们看重的不是盈利多少钱，而是附加价值，因为转化出去的都是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技术，同时还能拉动产业发展和就业，这才是我们追求的。
南都：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年教育部的工作要点中还明确提出“校企分家”?
张尧学：就是要规范化、现代化管理企业，改变之前学校全部控股、全部管理的传统模式。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行管理，企业也需要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运营，企业自己招聘员工，企业员工也不是学校的教职工，企业员工的开支也不用学校负责，学校只是开股东大会时出席。学校和企业的唯一联系就是科研成果。
南都：剥离了企业，是否会影响学校的经济收入?
张尧学：不会，对学校运作反而更好。因为实行规范化管理，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如果学校管理企业，学校很弱，也没有奖励机制，反而容易出问题。而目前将企业投入市场化的大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对企业也反而更好。
高校不会因自主招生收紧而失去人才
南都：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自主招生做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你认为，这是否限制了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张尧学：不完全同意此观点。自主招生和整个招生制度改革紧密相连，收紧自主招生也有好处，因为有权利就有徇私舞弊的空间，没权就不存在投机空间。
尽管从学生发展角度看，某些有特别才能的学生可能因此而无法进门。但辩证看，自主招生和高校自主招生权是综合改革问题，目前收紧有收紧的道理，日后法制成熟后，完全放开高校自主招生权也可以，但目前时机不成熟。
南都：对生源质量是否产生了影响?
张尧学：目前还没看到。我认为，特殊的天才不会是大多数。目前的高考仍有其合理性，还是最为公正公平的挑选渠道。高校也不会因为自主招生的收紧而挑选不到人才，没那么严重。
“相比当校长，我更喜欢做科研”
南都：你在中南大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教授重回教学一线。你本人也是教授，目前还参与一线教学吗?
张尧学：我也参与到了一线教学中，主要是与学生经常沟通、作报告，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没有具体执教某一门课程。因为精力确实不够，除了学校的管理工作，我还有自己的科研项目，我每天至少工作到晚上12点。
南都：可是中组部和教育部此前出台了《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高校领导人员应当确保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学校管理工作，这是不是和你提出的“教授重回一线”有所矛盾?
张尧学：就该这么做，校长的主要精力就要用于一线学校管理。我本人每天用于行政管理的工作远远超过八小时。当然，我也做科研，因为“透明计算”项目是我个人牵头的，这是我自己提出的，也只有我自己做，才能做得更好。但这些科研工作基本依靠业余时间。
南都：除校长身份外，你有兼职吗?
张尧学：我有兼职，兼湖南省科协主席、长沙欧美同学会会长、电子学报英文版主编。但我们兼职都要报中组部备案，都是合理的。兼职之前必须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而且兼职都不能有报酬。
南都：如果减少兼职，会不会担心影响个人知名度?
张尧学：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什么个人知名度，我只想为学校多做点事。
南都：教育部对于校长任期到任后的职业发展也有规定。你怎么打算?
张尧学：如果我不当校长了，肯定要回到教学科研岗位。我做行政管理纯粹出于偶然，在我心中，我一直认为做一名教师或者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崇高的。
我不会退出科研，行政则越早退越好。搞行政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当然，搞科研比我强的人也很多，但我只想做自己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像练武一样，练到最后，找一座华山、深山藏起来。
南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校长走上仕途，所谓“学而优则仕”，如果有机会，你还会走上仕途吗?
张尧学：我认为这首先是国家需要，不一定是本人意愿。比如我当校长，就不是我本人的意愿。当年我去电子部做副司长，当时我还在外做访问学者。我是党员，又是党培养出来的，让你去能不去吗?
现在再让我回归仕途，我绝对不愿意。因为我年龄大了，也没这个能力，而且再走上仕途，就得放弃科研。这是我不愿意的。当初我去教育部时，我就向领导提出必须要兼顾科研。但现在可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