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做得再好，也只是学生人生当中的匆匆一课，只能陪伴他们几年的时光。老师们需要去寻找一种助手，唤醒对教育学习真实的理解，唤醒对最新技术的认知。
当苹果发明iPad、iPhone的时候，恐怕没有想过，这些方寸大小的玩意儿将会冲击教师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职业。现在的老师要跟手机竞争抬头率，跟在线慕课比拼趣味性，还要学会使用各种辅助APP，最近又多了一项任务——跟网络斗争孩子的近视率。
iPad会淘汰老师吗？老师们又该如何教从小就会玩iPad的学生？
教师这个职业不会消亡，但某个老师会被时代淘汰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的数学老师汪燕铭没有想过，教了20多年高中数学，有一天自己会被学生“逼”上网络。
“我布置了几道题，发现学生在用小猿搜题和作业帮，一拍照、一扫描答案就有了。”汪燕铭很气恼，“以前我留的作业，他们不会就打电话抄一下，现在竟然用手机、iPad就解决了，有些孩子甚至把这当成一种快速解决作业的方法。有时候，APP给出的答案还是错的，学生被误导后更难纠正。”
从这一刻起，汪燕铭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挑战。“科技走在教育前面了，学生拿网络一搜，作业答案就有了，老师已经不再是知识上的权威了。”她困惑的是，以前学生不知道答案，老师只不过比学生早知道一点，就会让老师显得很睿智，学生上课就会认真听分析。但现在学生通过互联网也已经知道答案，老师再讲，也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内容，“你说怎么办？”
“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之一就是老师的权威不再理所当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过去的教学里，老师有绝对的话语权。但现在，孩子懂得可能更多。见多识广的学生和家长不仅会质疑老师的教学水平，对现有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也有各种争议。
总之，老师还想用“固定搭配”“就是这样”来应对学生，已经行不通了。
储朝晖记得前段时间一所美国大学做了一个调查，叫作未来有哪些职业将会消亡，其中最不可能消亡的职业之一就是教师。但他提醒大家不要被数据麻痹了，“教师这个职业不会消亡，但不是说某个教师不会被淘汰。当老师跟不上时代、跟不上信息技术的时候，就会被淘汰”。
实际工作中，储朝晖发现我国教师知识老化得很厉害，“80%的老师从大学毕业以后可能就不再学习了。这种老师，怎么跟得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
大名鼎鼎的可汗学院慕课，也需要老师线下互动
“我们做作业只是为了答案吗？”汪燕铭思考的结果是，“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我的睿智在于懂得推导出这个答案的思维方式。这是网络无法传递给学生的”。
她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信息化的时代，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好地传递给学生，把技术变成自己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汪燕铭最先发现的是一款叫作“一起中学”的APP可以帮助老师出题。“很多人不知道，数学题其实每年都在更新、变化。10年前的题目现在肯定没法用了，5年前的也过时了。”汪燕鸣过去经常在出题时卡壳，明明记得有道题的题型特别好，想拿来让学生练习，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但有了一起中学APP之后，她只需要按照教学进度选择题目，在题库里一道一道把看中的题目加入试卷，就像网上商城里把商品加入购物车一样简单。全国各地每年有几十种高考试卷，三五年下来，就有上百套卷子，题型、数量还在持续更新，比她自己去搜集题目快得多。
“慕课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以后就不需要老师了，学生在线学习就可以了。”然而汪燕铭发现，慕课作为开放的共享资源，的确所有人都可以学，但事实上能够坚持下来的极少，即使大名鼎鼎的可汗学院也有线下老师的互动辅导。“数学科目更是如此，学生的学习成长需要坚持，而坚持的背后是老师的引领。”
哈尔滨141中学英语教师李爱华也认为，技术不是灵丹妙药，只能是锦上添花。“在使用一起中学APP的时候，我在线下也做了大量工作。如要求学生每天阅读查字典时，不允许用手机查，一定要回归到纸质字典。所以我们班级每个孩子都有一本字典和一本语法书。练习题也是这样，我在课上出一部分题，课下再用一起中学APP选10道题，把线下和线上练习结合起来。”她总结说：“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多样化。学习不仅来自于书本，手机也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魔鬼，老师要学会引导孩子。”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中央电化教育馆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蒋宇更熟悉大数据给教育带来的改变。“原来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生听不听课、爱不爱学，只是老师的感觉。”蒋宇说，有了数据之后，就能看到学生是不是在学、学了什么、有什么问题，老师教学行为、学生的提问、老师跟学生的交互行为，都可以记录下来，用于分析教学环节。单个学生的数据，又可以用于更好的个性化学习。
互联网和大数据其实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个性化教学工具。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就会坦然得多。
新问题：游戏、学习和近视眼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广教育信息化，主要是想通过互联网部分解决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但是教育公平不会随着互联网的开通而自然实现。即使100%覆盖了，所有教学资源都共享了，对老师的要求也是只多不少。
“每个地区学生的特点、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北师大二中的课程资源非常好，但能否适合我们班上每个孩子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还需要调整。”作为乡村学校教师，李爱华很早就明白，在应用互联网工具教学时，老师的信息加工能力，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会更加重要，“可能老师们自身的教学素养还要进一步提高才行”。
互联网的普及还带来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新问题——青少年近视。今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学校教育本着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这条规定让老师们有点疑惑，电子产品的使用已经是常态，对学生成绩的提高也有显着效果，是不是要“一刀切”，他们也拿不准。汪燕铭和李爱华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建议如果只是作为辅助工具，教学类软件还是有必要的。
蒋宇认为需要探讨的不是教学APP工具本身，而是工具里的游戏化倾向。“现在有很多教育系统、平台希望借鉴游戏的一些元素、机制，激励学生及时反馈、设置检验目标，期望达到一种快乐学习的状态。这就像原来我们的教材当中有一些插图，目的是为了调节，这是可以的。”蒋宇认为，相比之下，关键是要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教会他们控制使用时间。一个老师做得再好，也只是学生人生当中的匆匆一课，只能陪伴他们几年的时光。老师们需要去寻找一种助手，唤醒对教育学习真实的理解，唤醒对最新技术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