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燕介绍说，在欧洲发达国家，有的大学，大学本科读4年，工程师要读5年。大学毕业生想当工程师的，还得再补上一段工程师专业的学习。而目前，在国内高端的硕士、博士人才很多，但工程师紧缺。“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产业界需要的还是工程师。”孙来燕说。
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一些高校对自身的定位不准。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有的中医药大学甚至也开设了法学专业，“我就没想明白，大家都在抢这专业干什么。”他介绍，我国法学专业有很好的基础，包括西南政法、华东政法、西北政法等院校在内的法学五院校，为我国法律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可以说，现在法律行业从业者大部分都是这些院校出来的”。
“大学要搞排名，但要分类排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起涛建议，中国要有自己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北大、清华”，可以把教育领域放开给市场去运作，“政府只要管秩序、管环境就行，不要管得太细，让社会来办教育，现在看来光靠政府力量办不过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王晓峰建议，一是提高技术工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二是提高职业院校的地位，“三本成了高考差生的无奈选择，地位太低，不同的人才要分类对待”。
“分类对待”成为这场小组讨论会中的“高频词”。王晓峰说，职业教育针对不同就业群体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例如农民工，如何有针对性开展职业教育培训；青年职工职业素养，谁来培训”？
委员们认为，给予技术工人荣誉感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带着他们“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江广平建议，要从国家层面支持高级技术工人“走出去”，“比如中国中车中标了美国芝加哥地铁项目，美国工会组织了大批美国的工人来青岛参加培训、学习。”江广平说，除了美国，OECD国家（经合组织）也经常组织职工来中国交流学习焊接和数字机床的使用等技术，“我们的技术工人也应该多’走出去’”。
据悉，今年1月24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签发，这一方案涉及到我国职业教育未来5年及今后的部署，被称为“职教20条”。“其中一句话很重要，20条里明确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说，这从国家层面确定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社会评价不要老是拿普通教育的层次来评价职业教育，高职和本科不好放在一起比，职业教育有自己的体系。”他介绍，“职教20条”提到的中国特色高水平的“双高”（高技能、高学历人才培养模式）计划，就是要打造职业院校的“第一方阵”，打造职业院校里的“清华、北大”。
他介绍，未来，高职毕业生将手握“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