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心的校车事件频发，“撤点并校”这个原来公众并不熟悉的教育词汇迅速引起大家关注，一些舆论分析，不恰当的“撤点并校”制造了当前的校车困境。而前不久开始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提到解决校车问题的一条措施是，“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缩短上学距离，减少交通风险。”很显然，也间接承认“撤点并校”增加了学生的交通风险。
其实，在全国数十万小学被撤并已成定局之后——仅自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再来谈“撤点并校”的问题，以及纠正“撤点并校”的做法，用“亡羊补牢”来解释，都解释不太通。
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早在这一政策推出时，就遭遇质疑。虽然政府部门解释这是农村生源减少的必然选择，一些自然村上学的孩子锐减，当地的学校招生严重萎缩，而且有着诸多好处，比如整合乡村教育资源，（让村上的孩子到城镇求学）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很多乡村居民并不买账。具体原因包括：孩子上学路程遥远，上下学花在路上的时间太长，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上学成本增加，与此同时，合并之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本来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一些地区的村民甚至以自办学校的方式来抵制撤点并校，但是，众多乡村学校，还是被“强制“撤并。其间，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撤点并校”的负面作用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进持续发酵。比较显著的问题有四：其一，一些乡村地区出现辍学率回潮，上学路远，一些家庭干脆不让孩子上学了；其二，校车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政府没有在撤点并校时考虑配备校车，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车、黑校车上下学；其三，低龄寄宿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普遍，但由于寄宿硬件条件较差、与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辅导、生活服务没跟上，乡村寄宿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四，朗朗书生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显缺乏生气。
上述这些问题一直被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和乡村居民提出，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直到2008年，广东才暂缓强制撤点并校——这意味着此前是“强制”撤并，直到2009年，国务院才对农村“撤点并校”提出要求，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总体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促进学校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涉及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如果在“撤点并校”时，就能有这种考虑，该有多好。但恐怕很难。首先，就教育利益来说，在笔者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的思路，未来一个县可能只办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只要既好管理，又突出“大规模”办学政绩，还攻克了义务教育均衡难题——只有一所学校，何来校际差异？但这不是办学，而是办工厂。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主导权在行政部门，也就是说，“撤点并校”这种事，只要政府决定要干，就没有干不了的。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元，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办工厂。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主导权在行政部门，也就是说，“撤点并校”这种事，只要政府决定要干，就没有干不了的。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元，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面临拆迁，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 舆论把“撤点并校”和校车问题，归为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由同样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决策机制造成。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这是撤点并校的教训，值得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吸取。 小学即面临拆迁，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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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把“撤点并校”和校车问题，归为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由同样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决策机制造成。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这是撤点并校的教训，值得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