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在京隆重开幕，会上宣布:“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鲁班工坊”这个近年来只在职教行业内有限传播的机构名称，刹那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自此，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统一平台应该以何名称之的问题，似乎到此已经尘埃落定。
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职业教育需要配合国家战略“走出去”。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目的是将中国技术与中国标准对外传播，以助推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布局，进而形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但中国高职院校在境外整体无认知度和传播力，个别院校的海外办学行为孤掌难鸣，单打独斗难成气候，结果也不可控，无法形成中国职教走出去之后的技术和标准输出的统一印象，很难得到国际技职界的认可。因此，需要像十几年前中国推动“孔子学院”的海外建设一样，由高职院校统一“抱团”，打造一个统一品牌，构建中国职业教育的统一平台，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命题之后，中国高职院校的海外办学尝试开始全面铺开。如2014年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与越南富林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合作筹建越南分校，2015年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古巴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基地，2017年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设立美国华盛顿州分校，此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一流高职校也开始在海外广泛布局，包括我省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也于2017年迈出了浙江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第一步，成立休宁海外分校。其实早在2012年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即已在美国成立了芝加哥分校首开先河，只是当前高职院校的海外办学已呈雨后春笋之势。目前的“走出去”形式，有早的驻外“援外班”，当前的在海外建技能培训基地，以及为高级的海外分校的方式，形式可谓多样化。
但国家在中国职教“走出去”方面一直缺乏统一部署，只是交由各省自由探索；而各省也多数将权力下放到高职院校，由高职院校自主操作。目前有省级层面统一行动的就是天津市的“鲁班工坊”，作为整个天津市职教“走出去”的统一平台。如今这一名称走出天津，进入教育部层面，现在已经上升到高层，由中国政府对其海外办学举措予以认可和背书。如果国家终确定采用“鲁班工坊”名称，这一可以比肩本科层次“孔子学院”的统一海外平台，还真是一次从下而上的探索。
二、“鲁班工坊”足够承载中国职教“走出去”吗？
中国社会向来对取名极为重视，古语云：“赐子千金，不如授子一艺；授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在国家大事层面，则讲究“师出有名”，而出的这个“师”也需有能与之匹配的名称，方能彰显大国之相。从提出中国职教“走出去”那一刻起，笔者就在关注这个统一平台和机制的出现，对于这一机构应该如何定名尤为挂怀，毕竟“孔子学院”珠玉在前。职教界大概也在猜想，并提供了不少的建议。但这么些年来，似乎除了“鲁班工坊”有些零星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学术界并没有提出能与之抗衡的第二名称。如果一直只有这一个声音，选无可选，也许后面真就会用了这个名称。而这一名称的局限性颇为明显：
其一，素知“鲁班”是中国建筑界的“专有名词”。建筑界以鲁班为图腾，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高荣誉就是“鲁班奖”。鲁班独属建筑界，这个基本形成共识，而他老人家及其声誉的衍生确实没有走出过建筑界。因此，中国职教“走出去”以“鲁班”为旗帜，容易让人误解是中国的土木工程界走出去，而不是整个职业教育界。同时，相比诸子百家中的孔孟荀、老庄墨等诸子，“鲁班”之名，海外认知度实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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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鲁班工坊”所取之义是培养大国工匠的施教场所。但鲁班毕竟只是个“匠”，而职教走出去的主体是职业教育中的“高职院校”，属于高等教育行列，有其高等性之特质。所谓中国职教“走出去”，应该是学与术的统一，更多体现在技术技能上，而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匠”。且鲁班事迹更多停留在民间，虽有传说中的机巧之物的发明掌故，却无理论建树，及其书面化的技艺传世。鲁班更像一个假托的人物，而非确证的“伟大形象”，如鲁班之于《鲁班经》的贡献，基本可类比黄帝之于《黄帝内经》。如此，一个局限于“匠”的多在野史层面流传的人物能否代表中国职教，值得怀疑。
其三，“工坊”直白来看就是工作坊，或者培养工匠的作坊，带有鲜明的培训性质，相比孔子学院的“学院”要差好几个档次。显然，中国职教要“走出去”，光有技能培训还不够，还应定位在提供系统技术技能教育，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技术技能标准认证，这才是根本出路。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鲁班工坊”的定名尚难称心，将之上升到国家层面，及其代表中国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的确有待商榷。那么，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以本科层次普通高等院校为主的，代表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统一平台是“孔子学院”。那么代表中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统一平台，至少应该能与“孔子学院”相提并论，这个代表人物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诸子百家中孔墨并举，为一时之显学，当时能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抗衡的就是墨子的墨家学说。墨子为诸子百家中融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及军事家于一体的古圣先贤，其思想多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形象为契合高职院校的定位。本科院校因其“高深学问”而擎孔子崇道之大旗，而有承担中国文化输出的“孔子学院”；高职院校何不因“技术创新”而立墨子尚技之图腾，以“墨子学院”担当中国技术输出的载体。职业教育的源头有鲁班与墨子两个人物，两人并称“百工之祖”。但鲁班事迹多为传说，主要用于建筑领域，且其“匠”之身份局限性大；墨子贵在“道术合一”，是有确证的科学家（实为技术层面的发明家），属于高职教育“技术流”之源头，是与高职院校的“技术技能”特色为吻合的诸子百家之一。借“墨子”之名，其诸子百家之代表人物身份可对应传统文化的传承，墨家开创者之思想家身份可对应人文素质教育，“百工之神”、“科圣”之发明家身份及其平民教育家身份可对应职业教育的工匠精神及其创新人才培养诉求，算得上是职业教育的天赐瑰宝了。
职业教育学科奠基人之一刘春生教授早在1985年即论证了墨子的百工教育思想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现任教育部职成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王继平在2011年提出要“把墨子请进职业院校”。孔子学院作为本科院校输出中国文化的场所，承担现代职业教育输出中国制造和中国技术的场所就应该被定名为“墨子学院”。当前，国内的高职院校也已经意识到墨子的重要性，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设有墨子文化广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有墨子读书会，地处墨子故乡的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有墨子神像，但这三所学校都未设置“墨子学院”，这一名称尚未被簪越。
墨子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图腾，是技术技能教育的源头；墨子也曾游历四方，有技术走出去的因由。同时，墨子也有相当的国际认知度，如由中国开发的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即以“墨子”命名。因此，以“墨子学院”作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统一平台，不至于矮化职业教育的形象，也能够迅速引起传播效应及其国际影响力。在这里，笔者也慎重提出我的建议：中国职教“走出去”的统一平台，宜定名为“墨子学院”，“鲁班工坊”等则可以作为“墨子学院”的附属办学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