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州为例，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市技能人才需求占劳动力总量30%，按照目前800万的劳动力总量计算，约为240万人，如今登记的技能人才总量近200万人，估算技能人才缺口50万人左右。
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又能否挑起培养经济转型所需大批高技能人才的重担？
结合近日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会议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民办职业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从业者、学者，与他们一同检视和探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职业教育正从求量向求质转变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长期处于产业链条末端。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民营和中小企业当前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一些关键技术岗位，尽管有的月工资近万元，但企业依然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在受访时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规划到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现在的职业院校专业及课程设置不适应企业需求，职业学校生源质量普遍较差，学生就业远离实体经济岗位，我们不能按照办研究型大学的思路，把职业教育又办成了研究型教育。”孙太利坦言。
而根据人社部2012年对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的分析数据显示，各技能等级岗位空缺数量和求职人员的比率都大于1，表明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这种技能人才的供需现状，为职业教育发展划出了“新跑道”。
在技能人才紧缺的当下，当前的职业教育能否担此重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表示，中国职业教育已进入新常态，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发展观已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为特征的发展观。
事实上，虽然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但中职高职院校何时告别捡普通高中、本科院校“剩下”的生源窘境？这也是横亘在几乎所有职业院校办学者心头的天问。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从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来说，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同时，要让职业教育摆脱低端教育的困境，必须对症下药。政府部门要着力消除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取消高校招生的批次设置，让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平等竞争。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把自主办学权交给职业院校，这才能让职业院校有清晰的定位，并办出特色，培养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
现代化职教治理体系待完善
“我们很缺技能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正在出现。”广船国际船舶管工、高级技师陈国华介绍，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高技能人才却越来越少，长此以往，不利于产品升级换代。
“职业教育如果离开企业，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单一化，企业没有站出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说，传统的学术型大学产生地是“庙堂”，职业教育产生之地是“作坊”，如果企业不能站出来办职业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就很难办好。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脉之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建议，国家可尝试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配套等政策，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参与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来，国家同时可探索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办学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投入、实训基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此外，刘占山还提出，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存在着缺陷，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尚待完善。在他看来，职业教育的治理架构，应该是多方面参与的，除政府部门外，还应包括相关的行业机构、社会组织、职业院校、企业、培训机构等，同时明确各参与方的责任。
鉴于此，11月29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在穗成立，正是为了形成民办职校的发展合力。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校长刘国生说，民办职校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团结合作，并肩应对发展中的共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