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东城区府学胡同甲2号，中央纪委信访室门口。两名身着警服的男子乘出租车刚刚到达，还未下车，即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群便衣截住。
陈卓、梁振民身着警服赴京上访
出租车里的两人，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公安局的警察陈卓、梁振民，他们此行是来上访的；截访者则是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的郯城县公安局领导。此前的9月14日，两人即到公安部信访室上访，即被截访。这回又无果而返，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汇聚北京的汹涌上访人群中，警察陈卓、梁振民的上访历程既特别又平常。特别之处是他们的待遇往往比一般上访者好一些；平常之处则在于，和其他上访者一样，这条上访又被截访的路，并非希望之路。
“谁让你们穿警服上访的？”
今年50岁的陈卓，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梁民振是原郯城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所长，五六年前已办了内退。由于认为郯城县前任公安局长孙钦刚在单位集资建房中存在经济问题，两人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
9月14日第一次进京上访时，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同事曹亚林，郯城县公安局原重坊派出所所长。当天上午，他们来到上访的第一站，东城区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49-1号，公安部信访室。三人身穿警服，佩戴警衔，引来旁边的访民侧目而视。陈卓说，很多人在排队，不少警察在维持秩序，“访民可能以为我们也是截访的”。
他们没有像别的访民一样排队等候，而是直接进了信访室。刚进门，有位一级警督就问：“你们是截访的还是来上访的？”“我们是来反映问题的。”陈卓回答。
陈卓回忆说，“他当时就批评我们：你们是警察，怎么能穿着警服来上访？那语气就像训我们似的。”陈卓当时回答道：“我们找公安部领导反映问题，你说我们不穿警服穿什么？我们又不是假警察，不是冒牌警察。”
那位警督又说：“你穿警服来上访影响不好。”周围的访民也看着他们。旁边一个年轻的一级警司也插话说：“你不该穿警服来上访。”陈卓急了，和他争了起来。
三人刚进信访室时，一级警督问他们来自哪里等问题，陈卓都一一作了回答。就在陈卓和一级警司理论时，一级警督给临沂市公安局和郯城县公安局的截访人员打了电话。
就在东堂子胡同，距离公安部信访室几十米左右，临沂市公安局租有一处私人院落，用于在京截访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陈卓说，来接他们的是临沂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警官，身着便服，人称张支队。一听他们来自郯城，张支队拍着陈卓的肩膀说：又告你们局长孙钦刚呢？
和张支队一起来的还有陈卓的同事、郯城县公安局负责截访的警察尹建民。两人劝陈卓等人先到他们那里歇歇。陈卓说，和尹建民私人关系还不错，碍不过情面就过去了。陈卓他们和尹建民在屋里喝茶、抽烟期间，屋外的张支队向临沂市公安局主要领导汇报了情况。张支队回到房间后，责怪他们穿警服来上访，影响很不好，还说：公安部的警督没有撕你的警服就不错了。
陈卓火了：“他敢撕我的警服我就敢跟他动手。”话不投机，陈卓以还要到高检信访室反映问题为由离开。尹建民等人并没有阻拦。不过远在郯城县，公安局很快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决定当天派专人到京把他们接回去。
“我们是警察，才对我们很客气”
9月14日上午11点多，陈卓等三人到达高检信访室时，已经下班了。门上贴着通知，周二下午学习。三人又赶到中央纪委信访室，门上也贴着同样的告示。
下午15时，他们接到尹建民的电话，让去陶然亭北门，说帮他们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尹说截访时他曾住过。
晚上七八点的饭局上，在场的还有郯城县信访局宋副局长，常年在北京截访。宋说，县领导都知道了，很重视。
当晚10点多，三人睡下没多久，郯城县公安局来人了。五个人，副政委潘新生、纪委书记叶生伟、治安大队队长王亚坤、巡警大队副队长管章平、花园派出所所长牛邵营。牛邵营是同行的上访者曹亚林的妹夫。“把亲戚都带来了。”陈卓一见牛邵营就有点生气。 领导们连夜做工作。陈卓等人以行程未完为由拒绝回去。到夜里1点多，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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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6时，领导们就来敲门。陈卓说还要去中央纪委、高检上访。领导们说要陪他们去。陈卓还是拒绝。陈卓和梁振民的领导治安大队队长王亚坤打出温情牌，说自己腰扭伤了，“抱病前来”，“大家都是同事”，要他们回去。几经纠缠，陈卓等人推脱不掉，只好答应跟他们回去。
陈卓说，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截访，但在当派出所长期间也处理过上访问题，“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成了上访的。我们是警察，截访的人才很客气，要是老百姓，早就让安元鼎那种公司扔进车里，遣送回去，办学习培训班了。”
陈卓告知本刊记者，两年前，郯城县就在原小埠乡派出所旧址办过上访人员“学习班”，一办就是一个月。
“上法院也不会给立案”
三人来北京上访，主要是为反映郯城县公安局原局长孙钦刚在集资建房中的问题。据他们介绍，2005年，时任局长孙钦刚宣布，单位计划集资建公安小区，承诺零利润、成本价。集资建房的地皮是原郯城县看守所的地，公安局向上面报告是占地面积是37.5亩，后来招投标时变成了35亩。
2006年开始集资，绝大多数人分三次共交了15万元。但一直到2007年11月，才开始建设。到2009年5月工程竣工，工程造价由之前施工报告上的5000万元升到1.07亿元，建筑面积也由53400平方米变成了6万平方米。开始分房时，定价为每平方米1350元。到了11月，涨至1800多元。随后房屋又出现漏雨、裂缝等问题，于是有人开始告状。一个月之后，孙钦刚被平调到别的县当公安局长。
实际上，从2008年起，郯城县公安局就有人举报孙钦刚。到2009年7月底，网络上出现《15名中层干警集体举报山东一公安局长》的帖子，称孙钦刚有“变卖国家资产、变相贪污受贿、违规集资建房”等问题。15名举报者不仅实名，还留有职务和手机号码。此事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在《新京报》采访此事时，参与举报的陈卓即表示，“如有虚假，愿负法律责任”。而被举报者孙钦刚则表示，举报“纯属告黑状”。2010年年初，山东省公安厅、临沂市纪委、临沂市公安局先后三次组成调查组，后得出的调查结论是“查不属实”。
陈卓的上访材料中，附有一份40名干警签名摁手印的名单。“我们就是想问问，从开始集资到破土动工，一年多的时间里，2000多万元的集资款去哪里了？房屋的成本价到底是多少？房屋质量问题有没有人管？”陈卓说。
对于为什么不去法院起诉而选择上访的提问，陈卓说：“我想，上法院也是不会给立案，那地方官官相护。我干了这么多年公安我知道。”
10月9日国庆节后第二次赴京上访期间，陈卓收到一条短信，称：“狗日的警察，你们也有今天！平时作恶、治人，现在小心你们领导弄死你们。”
10月13日，单位“一把手”找陈卓谈话，表示他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前任局长，他也无能为力，并劝他息访。但是，陈卓说，“问题如果得不到不解决，我还要来北京上访。”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王和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