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宋代科举制公务员考试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宋代科举制公务员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度是一模一样吗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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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朝的科举制度及考试内容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发展与演变】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我国科举制度古已有之，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以下各朝，在此基础上，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与科举考试内容的朿䌸有著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科举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入内作弊、三是请人代考。
▲贿买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国家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度是一模一样吗
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绵延长达1300余年。科举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清晰而浓重，而公务员制度在当代社会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巨大而深远。1933年，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自1905年清廷下谕彻底废除科举制至今已超过100周年。在21世纪的当今，之所以人们会重新提出并讨论已经废止了100多年的这项制度，无疑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
正如《从考官到考学》一文的作者所言：“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科举文化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本文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加以比较分析，总结科举制度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合理之处借鉴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去。
一、科举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比较
（一）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
历史往往出现轮回的现象，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其一，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其二，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手段也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只是在考试的内容方面—科举是考八股文，而现在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
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而像美国等国除了口、笔试外，还对某些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考试。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并注意通才和专才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和试用。而中国的科举考试虽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泛滥成灾，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局面。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拿清朝来说，它的录试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和任用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要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甚至一个人到老也不能及第。
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我们便不难明白，只要稍作理性思考，便不能将科举制全盘否定，科举制的形成和被固定为一项国家制度，并非是人力的主观设计，而是在多种方法比较中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样，科举制度延续1300余年，也决非任何封建帝王，统治阶级刻意维系所能得逞，而是它本身相对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自然达到的结果。
（二）官吏考核和晋升方式
现代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些原则：民主公开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和保障原则（指公务员对不公平的考核评语有申诉的权利，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晋升也通常是由考试晋升、考核晋升和年资晋升这几种方式组成。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确保对公务员在考核和晋升上的合理和客观。而科举制下的官吏考核和晋升固然有许多和西方文官制度下在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方面相同的好的原则和方式，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人治的大环境下，所以在操作时，往往带有的是更多的人情关系烙印。考核官吏往往不是根据被考核者的能力和实绩，而是根据考核官吏者自己的喜好、憎恶和与其的关系来作出判定。中国历史上，像范仲淹、欧阳修等由于遭到不公正考核而不能升迁、甚至贬谪的官员不计其数，这不仅使大量有才、有识志士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而且也加剧了各个朝代的灭亡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的转型，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相应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便是其中之一。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明确规定了必须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程序，方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政策，从而结束了公务员选拔的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和随意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古代的科举制相比，这种考试对应试者尚有一些预设的条件，如文化程度(即大专以上文凭)、身份条件(如户口所在地、应试者先前的职业)……等等方面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当汲取古代科举制的优点：即摒弃一切先决条件，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凡有志于做公务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他没有大专文凭、户口也不在本地、是工人农民或从事其他社会职业……都可以参与考试。这样才能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同时扩大人才选择的范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应试人数大大增加，不利于操作管理。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比古代宽广得多，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决不可能很多。而且即使参考的人很多，也必须坚持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原则。
（三）法规、制度层面
中国的科举制由于是出现在等级森严，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口谕、圣旨就是法令，所以它带有了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完整制度和法规。科举往往随着皇帝的意志变动而变动，可废可立，可举可停。以宋代为例，自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至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宋代建国已有97年，而科举仅有44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其法制化、正规化的内容。每个国家在有公务员制度的同时，都有相关的公务员制度主体法规。如英国1855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法国1946年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1953年的《联邦官员法》。这些法规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目前我国与公务员制度有关的法规是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与西方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加快与公务员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需要。
二、从科举制度看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
（一）政治角度
1、科举制它极大地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选拔。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从而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即使最贫贱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进入社会管理者的队伍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因此，它是对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用今天的社会学话语来说，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化，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缓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释放了由于社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2、科举制又极大地强化了“读书做官”的官本位意识—这一点，即使那些为科举制大力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官本位意识是任何传统社会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并不只限于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最长，所以这种意识最为顽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本来读书人不一定非做官不可—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所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须如学”。但是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做官给予人带来的利益(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太多，任何人特别是读书人都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所以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浓厚社会文化氛围和强烈的社会文化心理。
3、古代的科举考试是由各级政府组织进行的，皇帝会任命亲信大臣作主考官，各级政府也会任命相应的官员去组织考试。这一作法也许是当时的权力构架下的唯一选择。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取。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三权分立，但考虑官员选拔的需要和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他独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五权分立”的权力架构—专门成立了一个考试院以选拔官员。这个考试院便是一个相对独立、与行政院和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平行的机构。他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和公正。因为由作为政府的行政院来组织考试，是自己为自己挑选人才，无法实行监督和制约。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向主考官行贿、拉关系、科场作弊……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由另一个权威的专门考试机构专司此事，就有可能把此种弊病降到最小程度。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应由各级人大来组织实施。因为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理应由人民来挑选，而不应由政府自己来挑选。其次，由人大组织实施，更能够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
（二）经济角度
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限制了人能力的发挥，从而经济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三）文化角度
1、科举制将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需要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来进行管理，文官执政与武士专权两者相比，其优劣高下一目了然。
科举考试考八股文的做法虽然必须摒弃，但重视文学修养这一条却应当保存并设法纳入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中。文学修养的高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人文素养的水平。现代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也越来越细化，但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却很难说。在当代，我们干部队伍中理工科出身者恐怕居多数，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则相对比较欠缺，这对于他们管理公共事务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汲取科举考试重视文学修养的传统，在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加进文学、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大有裨益。
事实证明，让应试者写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他知识面的宽窄……总而言之，写文章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现在各级学校的语文考试仍要考作文，其道理便在于此。而且，作文的考试是最难作弊的。当然，写文章的确是纸上谈兵，文章写得漂亮不一定就能当好一个“官”。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文章都写不通顺，语言不准确，逻辑混乱，说理不清，他的文化素养也就可想而知，能否当好“官’，也就令人怀疑了。
2、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一般是在秋季)，不少考生第一年落第可以第二年、第三年……接着考，而并非“一考定终身’。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选拔方式，自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使得全社会都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的风气遍及神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从而也保证了文明的延续和承传。中国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的国家，科举制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这种考试的可重复性虽说是为应试者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空间，然同时也容易使应试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考到满头白发仍乐此不疲。因此，应规定应考者的年龄界限(如35岁以下)。但允许应试者重复考试仍是应当遵循的原则，这样可以不致因一两次考试失手而导致人才被埋没的悲剧。
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从它的产生到最后的消亡，其原因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它的灭亡。它对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有以下值得借鉴之处。
（一）实行多式考试制度，全面选拔社会良才
1、科举选才实行的是有效的竞争机制，它的竞争客体(行政岗位)具备开放性，它向所有竞争主体(士子)开放。而且竞争客体不局限于某一级别，上至宰相，下至知县。科举考试对所有士子都具有吸引力，参与科考的人数众多，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是很多士子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而录用人数又极其有限，这说明科考的竞争非常激烈，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而我国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招考的大多是中、低级、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竞争客体范围较小，层次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竞争也不够激烈，从而不利于广泛的获取人才资源。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竞争岗位范围和层次，扩大竞争岗位比例，强化竞争机制。
2、实行多式考试全面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式选拔制度，清代实际上实行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式选拔制，严格的多式选拔，有利于选拔文化素质较高和行政能力较强的人才进人国家行政机构，从而提高行政机构的行政效率。而在我国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委任制无考试程序，基本上是“人选人”，难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考选制度基本上由地方政府的人事机构主持，以考卷加面试方式组成，没有严格的多式选拔方式，特别是面试流于形式，为招考腐败提供可乘之机，这些都不利于选拔真正优秀人才进人干部队伍。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多级考试制度，真正遴选社会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进人干部队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干部队伍注入活力。
（二）法律规范考试制度，保证选才公正公平
科举考试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规予以保障。唐、宋、明、清对于报考条件、考试的时间、科目、程序、内容设立、行文要求、阅卷程序、发榜程序及相应待遇都有明文规定。如唐代规定从事工商业者不能参加科考，即“自执工商，家专其业，不得仕”。为保证考生质量和最大限度为国选拔优秀人才，实行科举考试的各朝政府都通过法律对贡举合格人才进行监督。如唐律就规定地方及京城学馆每年必须按规定向国家级的考试贡举优秀的考生。
而我国现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考试时间不定期，考试内容不统一，特别是阅卷、录取程序各地不统一，主观随意性大，影响了考试的严肃公正。
（三）考试内容的设置应科学合理
科举制度被取消，主要在于其考试内容的僵化，无法体现所选人才的真才实学，不能实现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内容设置上应吸取科举考试的教训，不能搞一套试卷考天下，而应考虑各用人部门的需求，各行业各岗位的不同性质，吸收唐代科举分科取士的优点，采用基础知识考试加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考试多层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既具有相当文化基础，又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进人国家公务员队伍，实现以往的注重知识水平向现代注重综合素质的转变。
（四）考试录用应从招录推广至晋升，扩大选任制比例
科举制度只在招录人才时实行考试制度，而官员的晋升则完全取决于上级部门的考评，造成了各级官员为获高升，一味取悦于上，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现象。其任用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委任制，诸多弊端已如前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缺乏民主色彩的任用制度导致各级官僚不在乎老百姓脸色，不代表群众利益，官由“公仆”异化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导致官民对立。要防止出现类似现象，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委任制的力度，改变干部选拔过程中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者手中的现状。
考试录用不仅应应用在招考过程，还应推广至晋升阶段，减少干部选拔中人为操作的可能，推动整个干部队伍不断学习的风气。同时还应扩大通过民众选举产生干部的比例，赋予地方、基层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领导干部的选拔，选择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坚决杜绝“选人用人，一人说了算”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现象，干部是否录取、任用、晋升应取决于评委、群众和领导班子三方的综合。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以考任制和选任制为核心的选拔任用各级党政干部的制度，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或在考试内容、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如今，科举制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科举制度与公务员考试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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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公务员考试笔试科目
1.报考法检系统岗位的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法律专业知识》(A、B卷)，其中司法工作岗位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法律专业知识》(A卷)，非司法工作岗位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法律专业知识》(B卷);
2.报考其他岗位的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申论》为主观题，考试时限为150分钟，满分为100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客观题，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为200分。
《法律专业知识》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满分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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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对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我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同时干部体制依然存在，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干部决定一切的苏联模式依然我故，这就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干部虽不能说个个都是公务员，但公务员却人人可称干部，当干部是当官人们不再存异议，但当官的太多干部庞杂且分类不明，有老干部、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基层干部、街道干部、村干部、后备干部、聘任制干部、任命制干部、离退休干部、企业干部、工会干部、机关干部等等，干部冗散多如牛毛，人浮于事，再没有能力的干部只要占有干部编制也难以辞退成一介平民，素质低下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干部充斥于各地机关，政府机关普遍效率低下，越往基层越甚。公务员制度改革就是要明确政府雇员身分引入竞争机制并清理庞杂的干部队伍，精兵简政，设官分职，各就各位，充分发挥官僚制理性治国的正面功能，革除官僚冗散官场病腐败等负面弊政。公务员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把国务事务分类搞清楚，因事设官，无关国务者不应列入公务员，党务工作者才叫干部，干部也不应再包括公务员。然而，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干部，在当代中国都是官，而且因其数不减仍然是世界最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改革的问题仍然很多。这就要求我们正视现实，正视官僚制治理的现状，突破意识形态教条框框，切切实实地解决“澄清吏治”这个老大难问题。官僚制治理维系着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具有无可替代的正面功能，官僚主义腐败也在侵蚀着官场，在损耗行政资源和效益，扭曲政府治理政府形象。
国家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度一样吗
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绵延长达1300余年。科举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清晰而浓重，而公务员制度在当代社会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巨大而深远。1933年，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自1905年清廷下谕彻底废除科举制至今已超过100周年。在21世纪的当今，之所以人们会重新提出并讨论已经废止了100多年的这项制度，无疑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
正如《从考官到考学》一文的作者所言：“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科举文化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本文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加以比较分析，总结科举制度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合理之处借鉴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去。
一、科举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比较
（一）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
历史往往出现轮回的现象，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其一，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其二，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手段也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只是在考试的内容方面—科举是考八股文，而现在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
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而像美国等国除了口、笔试外，还对某些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考试。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并注意通才和专才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和试用。而中国的科举考试虽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泛滥成灾，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局面。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拿清朝来说，它的录试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和任用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要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甚至一个人到老也不能及第。
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我们便不难明白，只要稍作理性思考，便不能将科举制全盘否定，科举制的形成和被固定为一项国家制度，并非是人力的主观设计，而是在多种方法比较中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样，科举制度延续1300余年，也决非任何封建帝王，统治阶级刻意维系所能得逞，而是它本身相对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自然达到的结果。
（二）官吏考核和晋升方式
现代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些原则：民主公开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和保障原则（指公务员对不公平的考核评语有申诉的权利，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晋升也通常是由考试晋升、考核晋升和年资晋升这几种方式组成。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确保对公务员在考核和晋升上的合理和客观。而科举制下的官吏考核和晋升固然有许多和西方文官制度下在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方面相同的好的原则和方式，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人治的大环境下，所以在操作时，往往带有的是更多的人情关系烙印。考核官吏往往不是根据被考核者的能力和实绩，而是根据考核官吏者自己的喜好、憎恶和与其的关系来作出判定。中国历史上，像范仲淹、欧阳修等由于遭到不公正考核而不能升迁、甚至贬谪的官员不计其数，这不仅使大量有才、有识志士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而且也加剧了各个朝代的灭亡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的转型，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相应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便是其中之一。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明确规定了必须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程序，方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政策，从而结束了公务员选拔的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和随意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古代的科举制相比，这种考试对应试者尚有一些预设的条件，如文化程度(即大专以上文凭)、身份条件(如户口所在地、应试者先前的职业)……等等方面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当汲取古代科举制的优点：即摒弃一切先决条件，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凡有志于做公务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他没有大专文凭、户口也不在本地、是工人农民或从事其他社会职业……都可以参与考试。这样才能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同时扩大人才选择的范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应试人数大大增加，不利于操作管理。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比古代宽广得多，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决不可能很多。而且即使参考的人很多，也必须坚持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原则。
（三）法规、制度层面
中国的科举制由于是出现在等级森严，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口谕、圣旨就是法令，所以它带有了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完整制度和法规。科举往往随着皇帝的意志变动而变动，可废可立，可举可停。以宋代为例，自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至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宋代建国已有97年，而科举仅有44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其法制化、正规化的内容。每个国家在有公务员制度的同时，都有相关的公务员制度主体法规。如英国1855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法国1946年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1953年的《联邦官员法》。这些法规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目前我国与公务员制度有关的法规是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与西方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加快与公务员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需要。
二、从科举制度看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
（一）政治角度
1、科举制它极大地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选拔。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从而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即使最贫贱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进入社会管理者的队伍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因此，它是对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用今天的社会学话语来说，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化，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缓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释放了由于社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2、科举制又极大地强化了“读书做官”的官本位意识—这一点，即使那些为科举制大力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官本位意识是任何传统社会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并不只限于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最长，所以这种意识最为顽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本来读书人不一定非做官不可—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所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须如学”。但是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做官给予人带来的利益(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太多，任何人特别是读书人都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所以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浓厚社会文化氛围和强烈的社会文化心理。
3、古代的科举考试是由各级政府组织进行的，皇帝会任命亲信大臣作主考官，各级政府也会任命相应的官员去组织考试。这一作法也许是当时的权力构架下的唯一选择。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取。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三权分立，但考虑官员选拔的需要和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他独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五权分立”的权力架构—专门成立了一个考试院以选拔官员。这个考试院便是一个相对独立、与行政院和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平行的机构。他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和公正。因为由作为政府的行政院来组织考试，是自己为自己挑选人才，无法实行监督和制约。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向主考官行贿、拉关系、科场作弊……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由另一个权威的专门考试机构专司此事，就有可能把此种弊病降到最小程度。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应由各级人大来组织实施。因为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理应由人民来挑选，而不应由政府自己来挑选。其次，由人大组织实施，更能够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
（二）经济角度
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限制了人能力的发挥，从而经济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三）文化角度
1、科举制将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需要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来进行管理，文官执政与武士专权两者相比，其优劣高下一目了然。
科举考试考八股文的做法虽然必须摒弃，但重视文学修养这一条却应当保存并设法纳入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中。文学修养的高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人文素养的水平。现代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也越来越细化，但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却很难说。在当代，我们干部队伍中理工科出身者恐怕居多数，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则相对比较欠缺，这对于他们管理公共事务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汲取科举考试重视文学修养的传统，在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加进文学、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大有裨益。
事实证明，让应试者写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他知识面的宽窄……总而言之，写文章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现在各级学校的语文考试仍要考作文，其道理便在于此。而且，作文的考试是最难作弊的。当然，写文章的确是纸上谈兵，文章写得漂亮不一定就能当好一个“官”。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文章都写不通顺，语言不准确，逻辑混乱，说理不清，他的文化素养也就可想而知，能否当好“官’，也就令人怀疑了。
2、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一般是在秋季)，不少考生第一年落第可以第二年、第三年……接着考，而并非“一考定终身’。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选拔方式，自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使得全社会都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的风气遍及神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从而也保证了文明的延续和承传。中国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的国家，科举制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这种考试的可重复性虽说是为应试者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空间，然同时也容易使应试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考到满头白发仍乐此不疲。因此，应规定应考者的年龄界限(如35岁以下)。但允许应试者重复考试仍是应当遵循的原则，这样可以不致因一两次考试失手而导致人才被埋没的悲剧。
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从它的产生到最后的消亡，其原因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它的灭亡。它对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有以下值得借鉴之处。
（一）实行多式考试制度，全面选拔社会良才
1、科举选才实行的是有效的竞争机制，它的竞争客体(行政岗位)具备开放性，它向所有竞争主体(士子)开放。而且竞争客体不局限于某一级别，上至宰相，下至知县。科举考试对所有士子都具有吸引力，参与科考的人数众多，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是很多士子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而录用人数又极其有限，这说明科考的竞争非常激烈，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而我国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招考的大多是中、低级、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竞争客体范围较小，层次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竞争也不够激烈，从而不利于广泛的获取人才资源。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竞争岗位范围和层次，扩大竞争岗位比例，强化竞争机制。
2、实行多式考试全面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式选拔制度，清代实际上实行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式选拔制，严格的多式选拔，有利于选拔文化素质较高和行政能力较强的人才进人国家行政机构，从而提高行政机构的行政效率。而在我国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委任制无考试程序，基本上是“人选人”，难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考选制度基本上由地方政府的人事机构主持，以考卷加面试方式组成，没有严格的多式选拔方式，特别是面试流于形式，为招考腐败提供可乘之机，这些都不利于选拔真正优秀人才进人干部队伍。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多级考试制度，真正遴选社会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进人干部队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干部队伍注入活力。
（二）法律规范考试制度，保证选才公正公平
科举考试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规予以保障。唐、宋、明、清对于报考条件、考试的时间、科目、程序、内容设立、行文要求、阅卷程序、发榜程序及相应待遇都有明文规定。如唐代规定从事工商业者不能参加科考，即“自执工商，家专其业，不得仕”。为保证考生质量和最大限度为国选拔优秀人才，实行科举考试的各朝政府都通过法律对贡举合格人才进行监督。如唐律就规定地方及京城学馆每年必须按规定向国家级的考试贡举优秀的考生。
而我国现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考试时间不定期，考试内容不统一，特别是阅卷、录取程序各地不统一，主观随意性大，影响了考试的严肃公正。
（三）考试内容的设置应科学合理
科举制度被取消，主要在于其考试内容的僵化，无法体现所选人才的真才实学，不能实现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内容设置上应吸取科举考试的教训，不能搞一套试卷考天下，而应考虑各用人部门的需求，各行业各岗位的不同性质，吸收唐代科举分科取士的优点，采用基础知识考试加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考试多层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既具有相当文化基础，又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进人国家公务员队伍，实现以往的注重知识水平向现代注重综合素质的转变。
（四）考试录用应从招录推广至晋升，扩大选任制比例
科举制度只在招录人才时实行考试制度，而官员的晋升则完全取决于上级部门的考评，造成了各级官员为获高升，一味取悦于上，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现象。其任用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委任制，诸多弊端已如前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缺乏民主色彩的任用制度导致各级官僚不在乎老百姓脸色，不代表群众利益，官由“公仆”异化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导致官民对立。要防止出现类似现象，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委任制的力度，改变干部选拔过程中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者手中的现状。
考试录用不仅应应用在招考过程，还应推广至晋升阶段，减少干部选拔中人为操作的可能，推动整个干部队伍不断学习的风气。同时还应扩大通过民众选举产生干部的比例，赋予地方、基层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领导干部的选拔，选择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坚决杜绝“选人用人，一人说了算”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现象，干部是否录取、任用、晋升应取决于评委、群众和领导班子三方的综合。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以考任制和选任制为核心的选拔任用各级党政干部的制度，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或在考试内容、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如今，科举制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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