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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了。然而，它所激起的政治漩涡仍在继续，由此引发的战略变局乃至哲学思考更是影响深远。目前，舆论所及还只是两党胜负的原因、特朗普组阁特征及其政策走向等表面现象的分析。本文认为，这场选举和上半年英国退欧公投，以及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突变，共同构成了2016年世界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它们表明，21世纪正在出现不同于20世纪的世界政治新趋势。
美国大选反映美国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
2016年选举对于美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意义，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有一些评论可供参考：有人评价，这是美国内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政治分裂；也有人认为，这是20世纪初政党重组以来美国两党制受到的最严重的冲击；还有人指出，这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的最大变革。这些评价无论高低，都指向美国政治的一个新起点或转折点。
其一，这场选举反映了美国两党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异军突起，以300余张选举人票大幅领先，带动美国大部分州成为“红州”，以致共和党最终在总统、国会两院和州长“三合一”大选中全面获胜。这是二战后美国两党政治中罕见的新纪录，形成美国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政党重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湖地区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民主党“重镇”由蓝变红倒向共和党。这表明民主党在传统工业区的势力严重削弱，作为民主党重要票源的劳联—产联对其工会选票完全失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民主党由南方农业区域种植园主势力代表转变为北方工业区域的社会中下层利益代表，此后绵延一百多年，形成从威尔逊和罗斯福、到肯尼迪和约翰逊、再到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民主党“改革”路线。这次选举中，特朗普获胜的策略特点就是以中产阶级利益代表自居，打着“改革旗号”，改变共和党的“保守老大党”形象，将传统的民主党选民大范围拉入麾下。此次选举打破了传统的两党地域结构和政策分野，改变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两党历史轨迹，对21世纪美国政治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其二，这场选举反映了美国社会认同出现巨大的深刻裂痕。
共和党人特朗普从一开始，以受教育程度较低、长期受到各方面挤压的白人中下层的利益代表自居，打出“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旗帜，先是在共和党内将主流势力特别是布什家族的候选人打垮，然后乘胜追击，将选举财力雄厚、媒体一边倒偏袒和两党上层一直支持、舆论呼声极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最后一刻一举击倒。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却是在“情理之中”。这个“情理”就是美国社会认同出现不可弥补的、颠覆性的断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变。在十余年前“文明冲突论”的首创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就预见到，大约经过半个世纪到2050年左右，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传统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为主体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将成为少数族群，由此而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同将被颠覆。
这个预言居然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成为现实，恐怕连亨廷顿本人也不会想到。美国的种族冲突由来已久，但是都没有涉及主流社会认同的分裂。这次选举反映出来的认同分裂包括，1%的上层富人与99%的中下层之间的对抗，上层精英和广大中下层的对立，白人社会与有色人种族群的冲突，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分歧，以及性别、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偏见等等。即使在草根政治内部认同也是分裂的，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草根”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草根”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差异突出。这次美国社会认同分裂暴露之充分、程度之激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确实是前所未有。这种认同分裂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对美国政党政治乃至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三，这次选举反映了美国政治形态的世代更替，即网络信息化的政治形态取代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形态。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以其个人和家族的力量来抗衡整个两大党机器、全部主流媒体、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居然能以如此大的优势获胜，令世界舆论为之大哗，特别是政治学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瞠目结舌。于是乎，有人把特朗普的乖僻个性和粗俗语言、其子女女婿的形象魅力、两个候选人的丑闻揭露等看作是导致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殊不知，导致这场选举结果的最主要因素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政治形态已经出现并发生巨大效力。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态面前，原有的盖洛普抽样民调模式失灵，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民意调查却非常接近实际结果；原有的两党基层选票控制方式失效，更多选民不再按照以往的地域、家庭、职业、性别等分类进行投票；主流媒体一致偏向希拉里，蓄意打压特朗普，掩盖民主党脱离民意的严重问题，恰恰帮了倒忙；而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型传播方式大行其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新模型准确预测到特朗普将获胜；
网络触角深入到核心人物最隐秘之处，迅速曝光全球传播，瞬间颠覆正统决策过程和选举结果；西方政党政治已难以在一国范围内加以控制，国际政治力量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越来越大，俄罗斯黑客和维基解密从不同方向影响了这次选举进程；等等。原有的美国两党政治形态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出现碎片化、网络化、娱乐化、跨国化等新形态，其草根性、流动性、突变性、全球性等新特点还将继续发展。美国选举和英国退欧以及在菲律宾、韩国、土耳其等中小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指向这个趋势。
其四，这次选举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趋势，其中右翼极化趋势更为突出。
特朗普当选作为美国政治史的标志性事件，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不可忽视，尤其不能低估美国右翼势力借机占据上风的严重后果。目前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反映了全球化趋势下美国利益结构、产业结构和政府资源配置严重滞后的更深层次矛盾。特朗普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一系列极端主张，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中下层长期不满的情绪宣泄，某种程度上却提出了美国面临国内结构的致命弱点：
一是国内中产阶级在财富分配和种族关系上的极大不满；
二是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使美国的实际财富和财政能力不断削弱；
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巨大缺口，成为战略负资产。特朗普的危险就在于他涉及了这几个核心问题，点破了“皇帝新衣的秘密”。这就冒犯了美国上层精英所回避的“政治正确性”。而希拉里为首的民主党则无视这些矛盾，根本提不出系统的改革路线图，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特朗普提出的所谓“改革”基调是排外的、保守的、倒退的，不可能解决美国面临的积重难返的困境，相反却可能打开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反共意识形态的潘多拉盒子，激化已有的内外矛盾。
选举刚刚结束，美国各地就爆发社会骚乱，种族主义势力抬头，右翼势力在组阁中占据上风。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现象”极为复杂，“特朗普改革”充满着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一旦这次选举中各种保守价值取向和右翼极端思潮相互结合，如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结合、白人种族优越论与反共意识形态结合、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华排华势力结合、孤立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结合、冷战思维与反全球化主义结合、麦卡锡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结合等等，并通过新总统的内阁团队付诸政策和行动，其负面影响将远不止于美国政治，未来世界的前景堪忧。
美国大选反映世界政治的变化趋势
新的美国政治形态是世界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产物。特朗普当选同英国退欧这两大标志性事件一起，反映出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新的矛盾冲突。其特征可初步概括如下：
其一，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加剧各国内部利益结构的不平衡性。
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更加困难，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有增无减。富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财富的新增长点和庇护所，而贫者却在本地每况愈下。后者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出现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势在必然。这就是出现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严重对立的经济原因，同时也是特朗普反对贸易自由化、拒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社会基础，以及英国民众反对欧盟一体化、公投支持退欧的根本原因。各国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得不迁就草根政治的反全球化倾向，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轨道上后退，甚至换轨、脱轨。一旦这种趋势蔓延成为普遍现象，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因素上升就可能快于合作因素增长。
其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动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鼓吹者。
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于经济增量的带动能力比发达经济体更大。发达经济体从发展中经济体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回报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依靠外部利润来稳定内部社会结构的路径越走越窄，国内中下层的社会保障体系出现入不敷出的严重困难。这次美国选举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医疗保障改革，同时涉及整个税收体系的调整。这就涉及整个利益结构的核心问题，由此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发达经济体的世界市场份额进一步缩小，国内就业率也出现萎缩现象。凡此种种，西方国家把内部结构性危机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而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对准主要新兴经济体。于是，既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深刻危机，倒退为割地为牢、以邻为壑的二战前世界经济秩序，还是坚持改革和创新世界经济体系，将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长期战略课题。
其三，在各种矛盾激化、结构性危机持续、各国政府手无良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出现极化政治、极端思潮和极度暴力相结合的危险趋向。
世界经济和国内政治的相反方向运动，极大地扭曲了西方国家民众的世界观。他们把目前西方出现的各种弊端归咎于外部竞争，把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直接归咎于外来移民。美国的外来移民在各个层面上同白人中下层展开竞争，欧洲的外来移民则带来更多的暴力恐怖袭击和社会犯罪，由此在整个西方引发新纳粹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蔓延的现象。这种蔓延又借助于新媒体的传播对主流社会构成强大压力，促使国家权力、政党政治和传统媒体向右翼保守势力靠拢。以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普世价值观的西方“政治正确”，开始向白人种族优越论、美国例外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旧极端思潮回归。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行为在富国家和贫穷国家癌症般地同时扩散，一旦两种极端势力结合，就可能产生对人类安全的更大威胁，“伊斯兰国”（IS）就是现实的例子。
其四，全球治理成为更加紧迫的大国合作课题。
由于美国高层出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世界范围的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困难。特朗普是否能够维护有关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是否接受更加开放的东亚自贸体系，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这些都是未定之事。全球治理体系本来就很脆弱，治理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相脱节等等，这些问题都将由于美国的倒退而更加严重。如果美国不愿意进一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就必然强化美国盟国体系，这样特朗普关于退出盟国体系和减少海外驻军的承诺也就成为昨日黄花。如果全球治理遇到障碍，那么各地区大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地发展本地区内的合作机制，这将成为大国博弈的另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