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答案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