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优选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 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所以说鲁迅用笔做武器
鲁迅致力于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鲁迅辛苦辗转的一生就是“诊治”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根”，为中华民族千方 百计“求药”的一生。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国民性理论，但他却 用笔做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愚昧、落后、与阴暗的各个角落，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清理与扫荡。
鲁迅的这一工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化先驱中，在发起和倡导新文化运 动的社会效用方面，鲁迅不如陈独秀、蔡元培；在介绍西学与整理“国故”方 面，鲁迅不如胡适；甚至在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方面，鲁迅不如当时的钱玄 同、吴虞等战将激进， 但是，能够坚持不懈地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立场，并对 它作出深入、细致的解剖的，却要首推鲁迅一人。他对中国传统病态文化的体验 之深，感受之敏锐，在现代文化史上又堪称“独一无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挖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不过，这个“老根”究竟是什 么，却又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对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见仁见智。如果从广泛 意义上的宗教学观点来阐释，笔者认为，鲁迅通过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敏锐观察， 抨击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无所不在的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的各个 方面。国民性问题，说到底也是这个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问题。鲁迅 一再抨击的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权势崇拜、“无特操”、“无坚信”、“瞒和 骗”、“做戏的虚无党”等国民劣根性，也都是这种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的外在 表现。一句话，鲁迅用大量的事实和深邃的体验向我们启示：原始宗教的人文精 神与人文环境，是造成国民性落后的最深沉、最主要的根源所在。而且很少有人 注意到，鲁迅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无坚信”、“无特操”、“瞒和骗”、 “做戏的虚无党”等劣根性的批判，恰恰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有坚信”、“有 特操”的佛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作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
鲁迅对传统文化所下的“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断语，其实正包含着中华 民族尚处于野蛮、落后的民族原始文化阶段的评判，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野蛮， 恰恰是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所致。在这个原始宗教的文化断层上，“吃人，劫 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有一件 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 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他们 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挖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挖开一个大孔，插上 一支兽骨，象鸟嘴一般，面上雕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 的长的疙瘩。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 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残酷为乐，丑恶为 美的男子。”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 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封建礼教的一种特殊感悟与概括。但研究者往往只是突出 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象征意义，却忽略了其中的实指意义。近来已有学者开 始注意到了此点，例如一位来自韩国的美国人曾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古人吃人行 为的专著，题目是《中国古代的食人》，“作者指出，‘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 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灾荒中、在战争 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 界上却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的吃 人），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实只要查一下中国的正史与野史，关于 “吃人”的记录真可谓是屡见不鲜，而且还被封建礼教宣扬为“吃得有理”。 《左传》中有“易子而食”的说法，《管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易牙蒸了自己 的儿子吃给齐桓公吃，还被齐桓公赞之为“忠”；而根据封建孝道的规定，父母 生病时，做子女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孝道，可以从自己身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让其吃 掉。《二十四孝图》尽是赞美的这一类残酷行为。在这表面礼仪廉耻的背后，是 血淋淋的原始宗教意味。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吃人现象不仅中国古代屡见不鲜， 甚至还发生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广西地区曾 经出现食人的现象。据有关人员的专门调 查，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 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 而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 可补眼，她眼神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 备。被害者一被打倒，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挖去眼睛掉头就走。有几位老头子 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 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身体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 子……这样的既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又有原始习俗的支持，因而拥有一定 基础的“杀人”、“食人”是中国传统中最为可怕与危险的部分。这样的传统是 万万要不得的。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文字，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例能够非常典型地折射 出当代中国人文环境某些极端落后与野蛮的方面，也是为了给那些鼓吹中国文化 “天下第一”、预言下个世纪必将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学大师们提供 一个反面例证。考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绝不应仅仅限于它的文化 典籍，它的媒体宣传，更应该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与心理状 态，因为文字总比事实好看得多.
回答者：maggiechanel - 助理 三级 4-5 15:48
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而其中的大半又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鲁迅研究。走在人生最后途程的时刻，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心中萦绕：我为之贡献出大半生的鲁迅研究有没有价值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问，鲁迅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呢？如有，那么我的人生也有价值。如没有，我的人生真是白过了。
否定性的回答是经常听到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还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同学就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是“亏”了。还有一次，一位学林业的老教授一听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马上不屑地说：“鲁迅跟他亲弟弟还打架呢，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此，我默默无言，只感到悲凉，想到郁达夫《怀鲁迅》中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
不过，我觉得不能止步不前，还须做进一步的阐发：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总之，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生是与鲁迅，与鲁迅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将如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吧！”一直走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